周敦颐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28页（3879字）

【生卒】：1017—1073

【介绍】：

北宋时期的哲学家，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字茂叔，原名敦实，因避宋英宗旧讳，改名敦颐。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据《周敦颐年谱》载，他十三、四岁时，常在濂溪钓鱼，吟风弄月。濂溪之西十里，有一崖洞，“东西两门，入之若月上下弦，中圆若月望，俗呼月崖。……相传睹此而悟太极。”我们从这带有神话意味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在北宋时代周敦颐是“悟道”较早并影响很大的一位思想家。15岁时父亲去世，随母由营道去京师开封，投靠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景祐三年(1036)周敦颐因郑向“叙例应荫子，乃奏补先生，试将作监主簿。”次年母卒，服丧。康定元年(1040)服除，从吏部调洪州分宁县主簿。在任时，善于断狱。受到邑人的称赞。仁宗庆历五年(1045)他调任为南安军司理参军。南安狱中有一囚犯，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要严加惩办，无人敢争辩。周敦颐力争，认为是错案，应该纠正。由于王逵不听，他准备弃官而去，并说：“如此尚可任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王逵被感动，免去囚犯死刑，后来推荐周敦颐为郴州县令。仁宗至和元年(1054)，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嘉祐元年(1056)，改太子中舍佥书，署合州判官事。嘉祐六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神宗熙宁元年，由于赵抃、吕公着的推荐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刑狱。熙宁五年(1072)因病乞求知南康军，遂定居庐山莲花峰下，第二年病死于此。周敦颐从政之余，还“汲汲于传道授业”，程颢、程颐都曾从其受业。他因爱庐山风景，购地筑室以居，取故乡“濂溪”命名。故后人称其为濂溪先生，他的学说亦被称为“濂学”。周敦颐的着作主要有《太极图说》、《通书》和一些哲理性诗文。清代张伯行编有《周濂溪集》、乾隆年间董榕所刻《周子全书》以及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周子通书》较流行。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因其语言简略，意义含混，成为历代争论的对象。周敦颐的人学思想主要涉及到人的生成论、人性以及立诚主静成圣的思想。从思想渊源上看，周敦颐是杂取儒、道、释而融为一体的，因此，他思想中的矛盾性就成了他哲学体系矛盾性的根源。他一方面肯定人生的价值，认为“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另一方面又主张“无欲”，认为人们通过修养，能够“自易其恶”，恢复善性。可以看出，他的“诚”、“无欲”的人性论和禁欲主义，对程朱学派“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宋史·道学传》说：“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

(1)人为万物之灵 在周敦颐看来，人的诞生与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诞生一样，都是五行二气交感的结果，所不同的是“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即“无极之真，二五之精”通过巧妙的结合而凝聚为人，故人为最“灵”，充分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之所以不同于万事万物，不在于与万事万物有不同的本质，而在于人从二气五行中获得了“秀”气，因而是最具“灵”性的。也就是说，周敦颐从宇宙生成与万物化生的思辨中，已经认识到人不仅与宇宙万物有共同的本质的一面，而且还有不同于宇宙万物的一面。当然，关于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周敦颐说得不很清楚，只是说“最灵”。这个思想虽然上有所承，但在宋代直接从思辨中得来，并发生重要影响的，当数周敦颐为先。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在张载那里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说明。

(2)五性感动而善恶分 人性中善恶是依据什么来划分的呢?周敦颐认为：“(人)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就是说，在变化无穷的宇宙之中，人得二气五行之“秀”而有“灵”。有了形，就有神，五行之性感于外物而动于心，呈现出善与恶的区分来，于是形成错综复杂的万事。这是理学家最早的性论思想的表述。人性是由五行(金、木、水、火、上)特性所规定并为外物所感发触动而表现出来的。从外物的触动来看，人性分为善与恶两类，而从五行的规定性来看，人性应分为五品。周敦颐从思辨的角度探讨人性时，已经抛弃了以往善恶之分的简单方法，而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既容纳了以往的思想成果，又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这无疑是运用理论思维的结果。

(3)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 从人性内部来分，周敦颐认为可以将其分为刚、柔、善、恶、中五品。他说：“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可以看出，这是韩愈“性三品说”的进一步发展。所谓刚、柔、善、恶、中，不是平行并列的，而是刚、柔与善、恶相结合，组成为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四品，再加上最理想的“中”，共为五品。这五品的具体内容，周敦颐进行了个别说明。刚与善相结合成为刚善，刚善之性“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刚与恶相结合成为刚恶，刚恶之性“为猛、为隘、为强梁”。柔与善相结合成为柔善，柔善之性“为慈、为顺、为巽”。柔与恶相结合成为柔恶，柔恶之性“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周敦颐认为刚恶、柔恶自不必说，即使是刚善、柔善也不是最理想的人性。最理想的人性是“中”，他说：“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也就是说，“中”在心为“和”之性，触发为“中节”之性，是天下最通达的道，因此，能“中”者，便可以成为圣人。另外，周敦颐还说：“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认为“中”已达人性的最理想境界。

(4)诚者圣人之本 如何达到“中”的理想境界呢?周敦颐认为“诚”可以成圣。他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可见在周敦颐看来，诚是圣人之本。万物的性命蕴藏着诚。又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可见诚是寂然不动的大本，神是感而遂通的作用。诚不光是圣人之本，性命之蕴，而且具有更高的根本的意义在内。那么什么是“诚”?《通书》中认为“无妄则诚”，并说“诚，无为。”意思是说，只要顺其自然的表现宇宙和人性的本质，不加矫饰，杜绝人为，这就是诚。在周敦颐看来，要成为“圣人”，就要排除人为因素，达到无为，也就是去动主静。这样，周敦颐的“圣人”思想则与他的教育思想、修养思想贯通了。然而，他的”诚”是目的，又是手段。从修养本身来看，目的是致“诚”，是去欲去动。但从成圣的角度看，诚又变为成圣的手段了。

(5)以先觉觉后觉，而师道立 为了达到人性的理想境界，周敦颐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并特别强调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据《通书·师》载，有人问：“曷为天下善?”周敦颐回答说：“师”。意即老师。又问：“何谓也?”周敦颐的回答是：“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在周敦颐看来，圣人立教的目的在于人性的修养与提高，所以要用先觉之人去教育后觉之辈，要使暗者求学于明者，这样，就建立了师道。周敦颐论师道将韩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思想改造成为以“传道”为主的“立师道、多善人、正朝廷、治天下”的师道观。周敦颐在此将教师的作用抬高到修、齐、治、平的高度。周敦颐在《通书·志学》中提出了教学目的是“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因为“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因此已达到“大贤”的境界。

(6)“无欲主静”的修养论 关于成圣的修养方法，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云：无欲故静)，立人极焉。”这是说，仁义中正的美德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无欲”、“主静”。关于“主静”的修养方法，周敦颐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这是说，没有欲望，心则虚静，虚静则明白无疑，通晓透彻；能虚静，念头萌动时，则正直公道而无私。这就是“静虚动直”、“明通公溥”。在周敦颐看来，在这种精神境界中的人，富贵贫贱都不动于心，因此是高尚的人。这就是“孔颜乐处”。周敦颐将无欲与虚静视为孔颜乐处，将孔孟的伦理学说同佛老的修养经融化在一起，并同他的宇宙发生论相一致。他在合州讲学时，为当地学士张宗范作《养心亭说》：“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予谓养心不止于寡欲而存耳。盖寡欲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道。诚立，贤也；明道，圣也。是贤圣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养，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在周敦颐看来，孟子讲“寡欲”还不够，他进一步主张要“无欲”，这样才能达到“贤”与“圣”的境界。他将这种圣贤修养境界描述为：“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名溪朝暮侵。”这种无欲的境界，在周敦颐看来是那么美妙动人，他在《牧童》诗中写道：“东风放牧出长坡，谁知阿童乐趣多。归路转鞭牛背上，笛声吹老太平歌。”这个牧童的境界，正是周敦颐以及后代理学家们所汲汲追求的生活在田园牧歌中的安宁的理想人性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