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529页（7838字）

【生卒】：1889—1927

【介绍】：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哲学家。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父母早亡，依靠祖父抚养成人。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1913年冬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当日本政府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他参加了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初步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着作。1916年回国，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后，他迅速地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先后发表了许多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并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后又与王光祈等人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进行领导，把新文化运动引导为马克思主义启蒙的思想运动。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1924年5月，领导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年底，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人民在北方地区开展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1927年4月6日，在北京被捕，4月28日英勇牺牲。李大钊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在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其人学思想具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如提出“尊劳主义”的苦乐观，青春的人生观，论述了人与环境、英雄与时势的关系等。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研究人的问题，开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其主要着作有：《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青春》、《民彝与政治》、《战后之妇人问题》、《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牺牲》等。

(1)“尊劳主义”的苦乐观 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对苦与乐这个古老的命题，在劳动的基础上给以全新的解释，号召广大青年到社会中，到火热的劳动中去寻找生活的乐趣，寻找人生的乐趣。他认为：“苦乐两境，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哪个苦，哪个乐，全靠个人的主观去判定他，本靡有一定标准的。”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背着自然去做，不是勉强，就是虚伪。”所以，“忍苦的人生观，是勉强的人生观，虚伪的人生观。那求乐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真实的人生观。”他要求“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立在真实上，求得人生的光明，不可陷入勉强、虚伪的境界，把真正人生都归幻灭。”但是，求乐虽是人性的自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苦境总是缘着乐境发生，那么，如何避苦求乐呢?他指出：“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劳动的人，自然没有苦境跟着他。”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在物质方面，劳动创造了人们需要的一切物品；在精神方面，“一个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这个境界的本身，已竟是大苦；而在无事的时间，一切不正当的欲望，靡趣味的思索，都乘隙而生；疾敝陈惰的血分，周满于全身，一切悲苦烦恼，相因而至，于是要想个消遣的法子。”这个法子就是劳动。这就是尊劳主义。他认为当时社会痛苦的原因在于“持尊劳主义的人很少，而且社会的组织不良，大多数劳动的人，所得的结果，都被少数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劳动的人，仍不免有苦痛，仍不免有悲惨，而且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他号召广大青年，“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呼吁“大家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李大钊的苦乐观直接反映了劳工阶级对苦乐的看法，区别了历史上剥削阶级的苦乐观念，在人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2)论青春 李大钊于1916年发表了着名的《青春》一文，提出了“青春”的人生观。他认为，人生观应当以宇宙观为基础。人生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是无尽的、永恒的，“无初无终”，“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那么，“青春”也是无尽的、永恒的。“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他要求广大青年应该以栽培、灌溉、促进并同享宇宙之青春为自己一生的目的，在宇宙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使衰老者复为青春，青春者终不衰老，从而“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他明确指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之际，“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有待于当代青年的努力创造。他呼吁“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年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他要求“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3)“民彝”观 李大钊于1916年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民彝作为民众的意志与民众的精神要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左右历史发展的力量。所谓民彝，取义于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里，彝，指常理，或一定的道德原则。李大钊认为，所谓民彝，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以示为治之道”人民秉彝，完全可以“听民之自器其材；自蹈其常，自择其宜，自观其成”，减少统治者的“牖育之功”，避免因统治者过多地使用权力而“侵及民彝自由之域，荒却民彝自然之能。”“一以见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即“事理之权衡也”。民彝是制定治国治民的政策的根本依据，是辨别是非曲直，真伪美丑的根本标准。它是客观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不为“外界所加之迷惑迫压”，亦不为“先民之典谟训诰所能繄障以尽，奸雄之权谋数术所能劫持以穷”，而“自有其纯莹之智照，坚贞之操守。”民彝代表着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他引用《书经》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视听之器，可以惑乱于一时，秉彝之明，自能烛照夫万物。”虽然民彝有时也可能被蒙蔽愚弄，但它像灯烛一样，最终将照亮一切。“盗劫民彝罔或民彝者，终当听命于民彝而就诛于其前。”李大钊此文是针对“大盗窃国，予智自雄”的袁世凯而作，打击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封建复辟和敢于帝制自为者，表现出作者一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自豪感。

(4)论英雄 李大钊关于英雄的思想是系统的，完整的。首先，他将英雄与英雄主义进行了区分，指出，“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英雄主义是中国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历史上的所谓“英雄”、“神武”人物，有些完全是“神奸悍暴之夫”，因为他们“窥见国民心理之弱”，便“蒙马虎皮”，以欺骗群众，达到“作威作福”，以至实行专制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群众盲目崇拜英雄，必然“损其自性”，“丧厥天能”，使人失去独立自主的人格，从而堕于奴隶服从的地位。对于一个民族、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一味地崇拜英雄，“即无外侵亦将自腐，奚能与世争存。”其次，他论述了英雄产生的条件及作用。英雄人物的智慧要高于一般常人，但他的智慧和杰出的认识能力，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他说：“夫圣智之与凡民，其间知能相去不远”，“秉彝之本，无甚悬殊也”。而英雄“超群轶类者，非由时会之因缘，即在众庶之信仰”。时势创造了英雄，所谓时势就是众意之总结，所以“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结，则英雄无势力焉”。英雄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排斥英雄，“必至流于众愚政治”，等于“聚众瞽以事离娄之明，驱众尪以当乌获之役，乌乎可战。”但是，必须反对依赖英雄的倾向，国民要自觉其权威，要依靠自己，尽自己之责。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学之责，匹夫而已。国一日未亡，责一日未卸”。“吾民当知国家之事，经纬万端，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举，圣智既非足依，英雄亦莫可恃，匹夫之责，我自尸之。”英雄既然来自群众，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根据群众的意志办事。他说：“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彼其英雄，守一定之限度，以代众庶而行众意可也；越一定之限度，背众庶以独行其意不可也。”英雄人物之势力，“非其固有之物，与夺之权，实操于群众之手也。”由此可见，李大钊当时已经意识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不是英雄决定群众，而是群众决定着英雄的命运，同时群众应自觉其权威。这些思想都是深刻的。但是其中也包含有某些不科学的因素。

(5)联邦制的人类大同理想 李大钊曾经设想，通过联治达到世界大同，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他认为：“现代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在他看来，现在人群进化的轨道，都沿着一条线走，而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民主主义、联治主义都是这一条线上的记号。民主政治与联治主义有一线相贯的渊源，就是解放精神。所谓解放精神，就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而联治主义于这两点都很相宜。因为在他看来，地方、国家、民族，都和个人一样有他们的个性，而联治主义，能够保持他们的个性自由，不受他方的侵略；各个地方、国家、民族间又和各个人间一样，有他们的共性，而联治主义又能够完成他们的共性，结成一种平等的组织，达到他们互助的目的。他考察了人类的进化史，说明上古时代，人与人争，也同今日国与国争一样。以后交通日繁，人人都知道长此相争，不是生活的道路，于是有了人群的组织。今日国与国的关系也一天多似一天，你争我夺，常常酿成大战，杀人无数，耗财无算，人们才逐渐悟国与国长此相争，也不是生活的道路，于是出现各种联邦。他断言“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他设想世界联邦的程序是：“(一)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二)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三)合欧、美、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四)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很显然，这个设想带有许多空想成份。

(6)论妇女解放 李大钊十分同情中国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处境。他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猛烈批判了封建的婚姻和家庭制度，论述了妇女解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认为，自从父系家长制产生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而所谓“顺”、“从”、“贞节”等封建道德规范完全是压迫、摧残女子的工具，它“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更有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主义”，则完全剥夺了妇女的独立人格。他指出，真正的婚姻和家庭道德，必须以男女平等和自由恋爱为基础。“妇人与男子虽然属性不同，而在社会上也同男子一样，有他们的地位，在生活上有他们的要求，在法律上有他们的权利”。“一个公正的娱快的两性关系，全靠男女间的相依、平等与互相辅助的关系”。他认为“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纯洁、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污蔑他、屈抑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他称压迫妇女的社会为“半身不遂”的社会，并深刻指出：“妇女一个阶级有了这样悲惨的现象，社会全体必也受莫大的影响。”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最早把妇女解放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联系起来，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才能带来妇女的彻底解放。”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希望“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李大钊的妇女观，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在中国人学史上，第一次把妇女解放作为人的解放而得重视。

(7)生死观 李大钊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阐述了他的生死观。他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他认为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他高度称赞黄爱、庞人铨两位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们信仰的主义而死。”“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到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李大钊正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生死观。

(8)共产主义人生观 李大钊非常重视人生观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他要求广大青年，抛弃各种错误的人生观，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他说：“青年呵!你们临开始活动之前，应该定定方向。譬如航海远行的人，必先定个目的，中途的指针，总是指着这个方向走，才能有达到那目的地的一天。若是方向不定，随风飘转，恐怕永无达到的日子。万一能够达到，也是偶然的机会。靠着偶然机会所得的成功，究竟没有很大的价值。”但是，要确定怎样的人生观?在他看来，理学家和神学家所提倡的“忍苦的人生观”“是勉强的人生观，虚伪的人生观”，它“把真正人生都归幻灭”。资产阶级所提倡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不知道人生是什么东西。”“有了工夫，就是嫖，去赌，去搬弄是非，奔走权要，想出神法鬼法，去弄几个丧良心的金钱，拿来满足他们的兽欲。”“依我看来，这种的生活，简直是把人生的活动，完全灭尽。他们的知能躯体，全听兽欲的冲动的支配。若说他们有现在，也是兽欲的现在，不是人生的现在”。他强调，新时代的革命青年，决不能把追求个人享受当作生活的目标，而应该以解除人民大众的苦难，谋求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己任，号召一切革命青年迎着“新世纪的曙光”，为消灭“世间的黑暗”，为消灭劳苦大众“痛苦的原因”而斗争，并以此作为生活的目的。他还要求，新时代的革命青年，不仅要有崇高的革命理想，而且必须要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他形象地写道：“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千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叠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其间，曲折回环，极其险峻。”人生的道路和革命的道路也是如此。“老于旅途的人，走到平坦的地方，固是高高兴兴的向前走，走到崎岖的境界，愈是奇趣横生，觉得在此奇绝壮绝的境界，愈能感得一种冒险的美趣。”中华民族正经历着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而崎岖险阻的道路，非有雄健的精神不能冲过去；壮美的趣味，非有雄健的精神不能感觉到。他认为“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他号召广大青年要像长江、黄河一样，“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的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他鼓励人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树立“乐天努进”的人生观。

(9)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改变了前期“民彝”说中的不合理成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明“人民”或“劳动人民”创造历史。他主张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说：“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人民群众的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人民群众发明了技术，创造了文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说：“一个知识的发见，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见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人民群众自己创造了历史。他指出：“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大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人民群众自己能够解放自己。他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唯一的出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类的歌声，应该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又说：“真正的解放，……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根据中国的国情，他特别强调要充分估计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认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基于上述认识，李大钊一方面要人们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发生”，另一方面又要人们努力奋斗，不要坐等社会主义“自然自熟”。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他满怀激情地称颂：“民众啊!只有你们是永久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