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528页（2590字）

【生卒】：1886—1973

【介绍】：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字圣心，浙江杭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曾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广东学海书院院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主编《学灯》、《再生》。“五四”时期追随梁启超，成为研究系的重要成员。20年代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宣扬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又参加“科玄论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与组织国家社会党，后因政见不合而退党。30年代初同托派叶青进行了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攻击。1941年底，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宪兵队投入监狱，达半年之久。1946年1月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了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宣传民盟关于中国应走所谓“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倾向于赞同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全国解放前夕，代表民盟建议傅作义与共产党联系，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并作为傅作义和谈代表参与同共产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等职。张东荪在哲学上是新康德主义。曾宣称在宇宙观和人生观上“揉合各派，不主一家”，“既不是单纯的唯物论，亦不是神秘的唯心论”；“既不是呆板的机械论，亦不是先定的目的论”；“既不是纯粹的自然主义，又不是孤悬的人本主义”；“既不是主张无道德的随便主义，亦不是主张有万世不变的道德的道德主义”；“既不是个人主义快乐论，又不是普遍主义克己论”；“既不是结果论，又不是动机论”；“既不是乐观论，又不是悲观论”等等。实际上，这种拼盘式的折衷论调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张东荪的主要着作有《新哲学论丛》、《认识论》、《人生观ABC》、《道德哲学》、《伦理学纲要》、《现代伦理学》等。这些着作大多成书于30年代，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的政治态度和要求。

(1)“创造进化”的人生观 张东荪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没有本质、没有实体，而只是由各种关系组成的层层套合的总架构；宇宙作为这样一个架构又由简到繁，当复杂到某种程度便因缔结的样式不同而突然创生出新种类，从而由物进到生命再进到心灵，如此逐层进化，即所谓“层创进化”。张东荪在这样的宇宙观指导下来研究人生问题。他认为，研究人生问题应当以“我”为出发点。他说：“任何人，生在世上，其最大的根据即在自己的存在，即所谓有我。所以一切人生问题都是以我为出发点。”既然“我”是随着宇宙由物而心的创造进化产生的，那么，生活的意义就在于顺乎宇宙进化的大潮流而有所创造，“创造即生活。一天生活即一天创造。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当然，人的“创造”的意义是不同的。如果与宇宙“进化的意义相并行”，“足以助人群的进步”，其价值就是相对不朽的。如果与宇宙进化的意义相违背，阻碍人群的进步，就将被唾为“遗臭”。张东荪又利用时间坐标图来说明人生的意义及其大小。人的生活本身是当下经历的具体事实，表现在时空坐标图上便是“时空的交切点”。“时空的交切点”所涉及范围越大，人生就越有意义。就是说，人在生存期间所进行的活动，是以是否有益于宇宙的创造进化而定的。

(2)“真我”的人生理想 张东荪宣称，从宇宙创造进化过程来看，“我”是由“无我”到“有我”再到“真我”的进化过程。所谓无我是“茫然罔觉的无我”，是一种混沌状态的我；所谓“有我”，是“以我为中心”的“一串杂念”，或叫“我的丛念”，由于有了“我的丛念”，便很容易滑进以“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这是“伪我”，是不可取的。只有消除“我的丛念”，把“我”从“伪我”中拯救出来，才能成为“真我”。认肯“真我”便使人生达到理想的境界，实现理想的人格。

(3)低享受高贡献的做人之道 张东荪认为，所谓做人之道，实际上是处理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就是处理个人与文化的关系。一方面个人“享受文化”，靠文化生存和陶冶自己、醇化人性；另一方面，个人“贡献于文化”。据此，他说：“我以为做人之道很简单，即必求于享受文化以外另有所补益于文化。”张东荪又指出，个人对文化的“享受”与“贡献”两个方面不能平列并重。他把文化分为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理智和美六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都有低级和高级的区别。倘若个人在某方面有所发展，就会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做人处事至多必须于上述的六方面的最低级各有所享受；同时至少又必须择定六方面中之一发挥至较高，俾有所贡献。”又说：“凡做人处事于文化的享受在六个方面各得其最低，于文化的贡献在六个方面中必有其一而至较高，这就可算是合乎道德了。换言之，即算是有道德的人。尚使竟有只是享受文化而不贡献于文化则可算是其人无道德。”这实际上是要求生活于社会中的人，取之于社会方面要知足，要享受很低。但个人必须有一个专长，以便对社会作出较多的贡献。

(4)“化欲”说 张东荪为了使人们能够成为享受最低，贡献最高的有道德的人，便提出了“化欲”说。在他看来，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完全脱离开源于动物的“原性”，那么，必然会发生各种欲念。倘若过分抑制这些欲念，甚至完全取消这些欲念，便成为“苦行主义”，这是不可取的。但是，人的这些欲念是自我中的“非我”、“他我”，是“与自我相冲突的所在”，所以，如果放纵本能，随欲念行动，便成为“禽兽主义、“享乐主义”。据此，张乐荪指出：“一个人在世界上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这个对付本能的问题：太放则驰，太抑则抗。”如何把这个最大的问题处理的适度?他指出：“我以为一方面不宜太放纵，他方面不宜太抑塞；同时须有宣泄之道，好像导河一样，须另辟一块地方使水得注入，而不敢决堤。这个利导之法，我名曰化欲。”可见，所谓化欲，就是发挥文化的作用改造自己，征服或克服人自身所具有的欲念，使之与文化要求相一致。张东荪设想，如果运用“化欲”能够消除与“文化层”相冲突的欲念，达到《庄子》所说的“至人无梦”的境界，也就是所谓“真我”的境界，“便是完全用文化征服了人类原有的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