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148页（2209字）
【生卒】：1619—1692
【介绍】：
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居衡阳石船山下，人称船山先生。明清之际着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青年时代博学多识，不满明王朝的腐败统治，主张改良。张献忠农民起义军路过湘西时曾邀他参加，他却以自伤身体相拒。清兵入关，他在衡阳举兵抗清。失败后决心隐遁，展转湘西，避身瑶洞，伏处深山40余年，勤奋研究，着作不断。其遗着100多种，400多卷。主要哲学着作有《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周易外传》、《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读四书大全》、《宋论》等，由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在《张子正蒙注》中，他继承并发展了张载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本体论”。他说：“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范围。”(《正蒙注·太和》)气是宇宙间唯一的存在，具体事物千差万别，都是气的“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同上)他还用试验的方法证明，作为物质实体的气不会“损益”，物质不灭。他发现，“实有”是气最基本的性质。因此他在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范畴——“诚”。“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实有者，天下所公有，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尚书引义·说命中》)这种物质“实有”的观念，使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他批判了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理在气先”的观念，指出“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读四书大全》)，理作为气的规律、只能存在于气中。而且，“气者，理之依也。，”(《思问录·内篇》)不是理主宰气，而是气决定理。针对朱熹“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道”的观点，他指出：“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故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系辞上》)事物的规律也不能抽象地存在于具体事物之先。
他的哲学中充满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元气中阴阳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阴阳合于太和，而性情不能不异。惟异生感。”(《正蒙注·太和》)“气则动者也。”(同上)气的运动推动了具体事物的运动。“天之生物，其化不息。”(《正蒙注·动物》)万物的运动是绝对的。“静即含动，动不舍静。”(《正蒙注·参两》)“动、静皆动也。”(《读四书大全》)所谓的静是“静动”，是绝对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并非象理学家所设想的，是运动的本质。同时他又看到，事物的运动是一种“变化日新”的新陈代谢过程，主张“推故而别致其新”(《周易外传·无妄》)。他继承了邵雍、朱熹“一分为二”的思想和方以智“合二而一”的思想，并把两者结合起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故合二而一者，既一分为二所固有矣。……表里相待而二，二异致而一。”(《周易外传》五)从而深化了人们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
在认识论上，他借用佛教“能”和“所”两个范畴，用以表达认识主体和客体。他认为“因所以发能”，认识是由客体的刺激而引起。“能必副其所。”(《尚书引义》五)主体可以认识客体，并且两者符合才是正确的认识。关于认识过程，他讲：“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正蒙注·太和》)必须待耳目之官作用于客观事物之后，心才可以发生作用，根本不存在心中自生的先验知识。他改造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致知”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则惟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读四书大全》)正确处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在知行观上，他指出朱熹的“先知后行”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要害都是“销行于知”。他重视行的作用，提出了“先行后知”的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认为“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得行之效也。”(《尚书引义·说命中》)“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同上)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过程、目的方面的意义。
他反对理学家“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读通鉴论》二十)的退化历史观，并运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成果证明今胜于古，历史是进化的。他认为从远古到“三代”，从“三代”到分封诸侯，从封建制到郡县制，历史的发展“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有一种客观的“势”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读四书大全》九)尽管他没有能够找到历史发展必然趋势中的“理”是什么，但试图从历史人物意志背后去寻找历史发展动机的努力是可贵的。从发展的历史观出发，他在政治上主张“一代之治，各因其时。”(《读通鉴论》二十一)“事随时迁而法必变。”(同上)根据时代的需要变法改良。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在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方面都达到了古代思想家的最高水平。他的许多观点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有所启发。但是他毕竟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剥削制度，他视农民起义军为“小人”、“禽兽”，主张严厉镇压。在认识论上，他所谓的“知”和“行”还都没有超出封建道德修养的范围。在历史观上，他也有少数“圣人”推动历史的英雄史观。同时，他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也还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有许多不彻底之处。这些都是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