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495页（1543字）

【生卒】：1842—1921

【介绍】：

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待鹤人。广东香山人。少年习英语学习经商，曾任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1880年先后任上海机器织布总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1884年，奉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曾到暹罗、金边、西贡等地侦探敌情、援台抗法。1892年由盛宣怀推荐又任招商局帮办，1896年任汉阳铁厂总办，1906年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1906年后，参加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动的国会请愿活动。主要着作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其中《盛世危言》1893年五卷本出版，1895年增订新编十四卷本出版，这本书发行很广，影响很大。他是买办出身，协助洋务派李鸿章等人经营洋务派所办企业，又投商股于企业中。郑观应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他学习西方，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是在于议院。他说：“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盛世危言·序》)他把西方议会政治制度列为体，批评洋务派学习西方是遗其体而求其用，舍本而求末。关于道器论，他的命题是道不可变，器可变。道是三纲五常的名教，器则包括政治法律制度，是可变的，君主制可变为君主立宪制。这一点和洋务派的表述有所不同。对于“商”，中国传统思想，士农工商，商居末位，而他认为“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务二》《增订盛世危言新编》卷三)应当提高商的地位。他反对洋务派官督商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限制，批评说：“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希望铁路、轮船、开矿、种植、纺织、制造的兴办，“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自便。”(《商务二》《增订盛世危言新编》卷三)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强烈要求。他又提出用发展工业、商业同外国资本主义竞争，叫“商战”。他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所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盛世危言》卷三)他认为发展工商业是为了堵塞漏巵，收回利权，发展商业要有工业作后盾，有工以翼商，这样，才能使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如果没有国家的工业化，那么，一切资源、宝藏，只能成为国际资本主义掠夺的对象，使中国精华销竭，成为枯蜡!他提出国家应设商部，管辖南北洋通商事宜，南北洋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衢，由地方官公举素有声望之绅商为局董，各府州县设商务公所，来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他揭露了清朝吏治的腐败，说有些官吏“恣睢暴戾，如蛇蝎，如虎狼”，“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上朘国计，下剥民生。”“作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囊橐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矣。”“小民之受其鱼肉者，虽痛心疾首，箝口侧目而无如何也。”(《吏治上》《盛世危言》卷一)他又批评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说学那些浮华无实的八股文，专工小楷试帖，是“汩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盛世危言》卷一)要求学习西学。他介绍世界各国国家类型，说君主国占10－20%，民主国占20－30%，君民共主国占60%，说明君主国日趋衰落，民主国民权太重，君民共主国最好。他提倡中国采取议院制度，说议院的好处是：①上下一心，民情上达，国家可以强盛；②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可以参政，有资产阶级支持政府，可使国富；③百僚升降，权归议院，可以裁汰冗员，渐去其贪婪，使政治革新。而他说上下议院议定的事，仍奏报皇帝，由皇帝定夺，君主仍掌有大权，议院则是一咨询机关。他的政治理论仍是君权神授、三纲五常，这是他政治思想上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