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515页（2236字）

【生卒】：1885—1920

【介绍】：

名大符，曾用蛰伸、县解、去非、琴生、秋谷等笔名。广东番禺人。他的父亲启连，长期任清政府地方官员的幕僚。14岁时，父亲去世，受舅父汪兆铨教养。小时勤奋好学，喜欢钻研数学。1902年考入广州教忠学堂读书，与古应芬、汪兆铭、汪祖泽等组织“群智社”，探求救国真理，读《天演论》、《原富》、《万法情理》、《民约论》等西方名着。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对经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其间，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他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并编辑《民报》，撰文提倡革命，建立共和政体，批判改良派的谬论，揭露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1906年回国，任广东高等学堂、法政学堂及方言学堂教员，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到1911年广州每次起义活动都参加了，屡遭失败，1911年参加黄花冈之役，失败后逃亡香港。辛亥革命后，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南北和议后，被委任为广阳军务处督办和广东核计院院长，从事解散民军，整饬财政的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加入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失败后，在上海协助孙中山撰写《革命方略》。1918年任《建设》和《民国日报》编辑，写了大量论着，思想激进。1920年为驱逐桂系军阀，从上海赴漳州敦促粤军西进讨桂。9月，在策动虎门守军反正过程中，不幸遇难。着作有《朱执信集》，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1905－1906年他在《民报》上撰文，宣传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认为政治革命必须排满，清朝统治者残酷地压迫和奴役广大人民，造成了汉族和满族清朝统治者之间尖锐的矛盾、势不能两立。清朝统治者已腐朽到极点，不会自动放弃政治特权，因此，预备立宪是一场虚伪的骗局。他用此来驳斥了改良派乞求清政府实行立宪的谬论。他又强调政治革命必须依靠广大的劳苦群众，即“佃民”。要推翻清政府必须依靠佃民，而有人认为佃民参加政治运动会妨碍政治革命，会使社会秩序大乱，他驳斥了这种论调，说佃民应参加议会，才不致于使富人独掌政权，为少数人谋私利。在宣传政治革命的同时，他又主进行社会革命，其目的是避免西方国家出现的贫富悬殊的现象，他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将土地划定价值，后有增价的部分悉归国家，然后将所增之价，随时按原价收买土地。这样可以减轻人民负担，促使国家富强。他在1906年写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在《民报》上发表，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及其学说，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两书的内容作了扼要的说明。在介绍中，他将马克思主义同此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加以区别，认为马克思主义说出了资本危害的根源以及找出了一条废除资本、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方法，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他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全文译出，并指出共产党宣言的核心为阶级斗争学说。说：“马尔克(即马克思)素欲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而捄此蚩蚩将为饿馁之齐氓，观于此十者，其意亦可概见。”他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说：“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朘削劳动者以自肥尔。”他接着评论说：“资本基于掠夺，以论今之资本，真无毫发之不当也。”马克思将资本家“目为盗贼，非为过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在十月革命以前是比较全面的。虽然，有些地方有不同意的观点，总的来讲，他是抱着同情和赞赏的态度。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他同孙中山在困境中继续奋斗，仍从事理论工作，阐发三民主义，并增添了新的因素。在民族主义方面，他对帝国主义及其推行的殖民主义进行谴责。他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是“以统治异民族为根本政策”。因此，对外扩张和侵略是帝国主义的国策，而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弱小民族，必然会引起国内外人民的强烈反抗，因此，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的崩溃已经为时不远了，“真犹燕巢幕上，决无长久理矣。”在解决国内各民族问题上，他主张“五族共和”，各兄弟民族平等，都有自由权、参政权，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必须达到民族团结，共同抵御帝国主义。在国际上，主张采用“民族自决”原则，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在民权主义方面，他阐发了直接民权的主张，认为直接民权是最善的制度，可以弥补代议制的缺陷。直接民权的内容是人民有复决权、创制权和罢官权。任何行政官员、司法官员以及议员，凡是不称职的、不合民意的，其选民可以提出弹劾案，只要大多数选民同意这一提案，就可以罢免。关于民生主义方面，仍把土地国有看为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同时，更重视中国的工业化，要求实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他要求把港口、铁路大规模的修筑、经营，交给国家。他批判了资本家剥削的行为，提出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的主张。他向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国家，准备赴苏俄学习革命经验，他对苏俄军队表示了高度的赞扬，认为这样的军队才是理想的军队，认为中国革命就需要建立一支这样的军队，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胜利前进。为此，他翻译了《赤劳动军法典》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他对革命应当依靠什么人的问题，明确提出应该依靠人民，主要是劳动阶级的观点，而且，他说人民要有主义的思想指导，最有力量的是“乃有主义之人民意志”。他公开承认阶级、阶级斗争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此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现实生活和国际问题。当然，这种阶级斗争观点还不够完整，他对新时期革命发展方向仍然比较模糊，还没有脱离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而在有的方面已有所突破，发生了部分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