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587页（1862字）

【生卒】：约前390—前338

【介绍】：

战国时期卫国国君的疏远宗族，故又称卫鞅或公孙鞅，“少好刑名之学”，曾为魏国相公叔座的家臣。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携带李悝《法经》入秦，取得秦孝公的信任，后因功被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故称商君、商鞅。

商鞅在秦国曾两次主持变法。第一次将李悝的《法经》加以修订补充，增加“连坐法”，把“法”改为“律”，作为《秦律》予以公布；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取消世卿世禄制度，限制、取消奴隶主贵族的各种特权；奖励耕织，重农抑商，“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第二次“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集权中央，推行县制，将全国分为31县(一说41县，又说为30县)，县令、县丞等地方官由国君直接任免；按户口征收军赋；为增加户口，革除“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旧俗，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秦国通过变法，由一个弱小的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为后来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是，却遭到秦国奴隶主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而死。

商鞅是先秦法家“法治”理论的奠基者。他用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法治”的必然性。他认为，人类历史不但是变化的，而且是向前发展的；法律和制度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今世”四个历史阶段，指出：最初的人类社会没有国家和法律，“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政刑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亲亲而爱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社会陷于争夺混乱。为了“定分”“止乱”，“圣人”为人类划定土地、财货、男女的分界，并为人类“立禁”、“立官”、“立君”，“内行刀锯(刑具)，外用甲兵”，用国家和法律强行制止争夺，制止混乱。在当今之世的战国时期，“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诸侯国君只有实行“法治”，奖励耕战，壮大国家的力量，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他批驳了奴隶主贵族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观点，认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强调“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要求“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反对儒家“以德服人”的“王道”，主张“以力服人”的“霸道”。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是商鞅论证“法治”可行性的理论根据。他认为，“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因此，可以用奖赏的办法来鼓励他们努力从事农战，用惩罚的办法来制止他们去做有害于农战的事情，实行以赏罚为后盾的“法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商鞅在变法中制定了各种重农重战的法令，奖励农战，富国强兵。为了保证这些法令能够贯彻实施，又实行“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即奖励有功农战和告奸(揭发犯罪分子)的人，压制商业和手工业，打击不从事农战和不利于农战的人，重罚匿奸之徒，使秦国人人“喜农而乐战”。“壹刑”即“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用刑罚保证法令的贯彻实施。“壹教”即取缔一切不符合法令，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用法令来统一思想，“燔诗书而明法令”，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文化专制。

在建立“法治”理论的同时，商鞅还提出了一套推行“法治”的方法。他认为，要推行“法治”，首先必须有“法”，“立法分明”，使“法”成为“国之权衡”，即判断是非功过和行赏施罚的唯一标准。强调君主带头守法，要不分亲疏远近，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反对“释法任私”，要求任法为“公”。公布成文法，并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使“万民皆知所避就”。有了法以后，必须“信赏必罚”，以取信于民。此外，商鞅还强调君主必须掌握行赏施罚，生杀予夺的大权。

为了实行“法治”，商鞅还公开主张重刑，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一方面要“刑多而赏少”，“先刑而后赏”；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加重轻罪的刑罚，重刑轻罪，“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最后达到“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目的。他的重刑思想，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被发展到极端，成为秦王朝被农民起义迅速推翻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