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591页（1681字）

【生卒】：前200—前168

【介绍】：

西汉初期政治家和思想家，洛阳人。22岁即被汉文帝征为博士，随即升为太中大夫，颇受重用，因遭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被召回京师，任汉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死后，忧伤而亡，年仅33岁。着作经后人整理成《新书》十卷。

西汉文景时期，一般官僚都认为天下“已安已治”，而贾谊却“独以为未也”。他在“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后面，看到西汉王朝内部所潜伏的社会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他向汉文帝“陈治安之策”，提出一套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提出了“礼先刑后”、“德主刑辅”的政治法律思想。

贾谊从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入手，指出“仁义不施”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君主夺取天下和保守天下，其做法不应相同。夺取天下要“高诈力”，保守天下则应“贵顺权”。秦王朝为了夺取全国政权，“繁法严刑而天下震”，用武力征讨东方六国，这种政策在统一全国之前是合适的。但是，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其道不易，其政不改”，不知“变化因时”，仍然以取天下之策治守天下之世，不尚“仁义”，“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罚，先诈力而后仁义”，以至“繁刑严律，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最后，终于因“百姓怨望而海内叛”，迅速灭亡。西汉王朝必须以此为鉴。

贾谊认为，“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对待诸侯王的分裂割据和匈奴的侵略等，必须使用“斤斧”，武力削除，武力抵抗；但是治理国家，则主要用“芒刃”，实行礼治。在他看来，礼是“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的最重要的工具；“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祈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总之，在治理国家上，礼的作用远胜“权势法制”，因此治国必须“礼先法后”。

贾谊比较礼法的功效，指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法和礼义道德相较，法不能不居次要地位。礼治的功效没有行法那样容易使人觉察，作用却比法大。从长治久安考虑，“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汤、武以仁义礼乐治天下，德被四夷，“累子孙数十世”；秦王怀法令遇百姓，“祸几及身，子孙诛绝”。一得一失，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适用刑罚上，贾谊从“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的思想出发，主张“黥劓之罪不及大夫”。在他看来，黥刑和劓刑是侮辱性刑罚，只能施之“小人”。大夫是君主近臣，“其离主上不远也”，黥劓不加大夫，乃是“尊君故也”。“廉耻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大臣犯罪，君主只能废之、退之、灭之、赐之死，而不能“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交给狱吏詈骂榜笞。但是，贾谊虽然认为老百性是“小人”，“至愚”、“至贱”，又认为他们是“万世之本”，“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他们的举动，关系国家的安危存亡。因此，对老百姓“不可简”，“不可欺”，更不能与之为仇，“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再三告诫汉文帝，对老百姓诛赏都必须谨慎，“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有疑罪，“附之去己”；有疑功，“附之与己”。疑罪不诛，“故不肖得改”；疑功行赏，“故愚民可劝”。“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仁信并行，赏罚分明，则民风自化，封建统治就能长治久安。

由于汉文帝时期，黄老思想在社会上仍占主导地位，所以，贾谊“礼先法后”，“德主刑辅”的思想，当时并未完全付诸实践。到汉武帝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他的思想被董仲舒吸收，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