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诗》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819页（1481字）

叶燮着。清代诗歌创作专着。共四卷，分内外二篇，各分上下两卷。《原诗》以探讨诗歌的“本原”为宗旨，论述了诗歌发展变化和诗歌创作、诗歌批评等重要理论问题，成为诗歌中极富理论价值的杰出之作，在我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诗歌发展观，叶燮认为：(一)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诗也不例外。“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二)这种发展变化的规律，是从低级向高级的运动。对于诗歌来说，就是从质朴到华丽的运动：“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具体来说：“一增华于三百篇，再增华于汉，又增于魏，自后尽态极妍，争新竞异，千状万态，差别井然。”(三)诗歌的正风变风、正雅变雅，是指诗歌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和诗人态度的不同而言。这种正变和时代的治乱相联结，所谓“变”诗的产生仅仅是反映了时代的乱，而不意味着其他。在这种情况下，诗系于时代。另一方面，诗本身的发展也有正变，这种变与时代的关系是时代系于诗：诗盛就是时代的诗盛，如汉魏和唐；诗衰也是时代的诗衰，如六朝。(四)变是诗歌保持兴盛的根本原因，“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如建安时代的诗，虽然“正矣盛矣，但相沿久而流于衰”，于是有六朝的变化。但六朝人的力量小，只能“小变而不能独开生面”。一直到唐代开元、天宝才出现大变，使诗歌达到至盛。这至盛是由至衰变化而来的。(五)诗歌的变化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必有所“因”(指继承)，但“因”中又必须有“创”(指革新)。

《原诗》对于诗歌创作的本原也作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叶燮认为，从学习前人诗歌入手进行创作，这是人们通常的途径，但是真正可以流传的好诗却不是从这里产生的，“诗之基，其人之胸襟也。”并以杜甫的诗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例，说明高尚的襟怀对于写出不朽诗篇的重要意义。同时，叶燮还论述了诗歌创作中的诗法问题。他认为诗法有死法，有活法。而诗歌创作就所表现的客观对象来说，无非是理、事、情三个方面。“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挈诸情，挈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所谓法就是要“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此外没有离开这些而独自存在的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是“虚名”。而各种法又是从事、理、情三者中制定出来的，不是无根无据的，因此事、理、情也就包含在法之当中了。叶燮还论述了诗歌创作的主体的主观条件。他认为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即才、胆、识、力。四者以识为中心。他认为种种只知摹拟而不知独创的恶习都根源于无识。他进一步阐述说，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无识而有才，就会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

叶燮的《原诗》还评论了历代的文学评论专着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评论了《诗经》以来的诗歌创作，阐述了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并对“陈熟”和“生新”这一对矛盾对立物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说“陈熟”与“生新”是“对诗”(即对立物)。就美恶来说，并不是只存在于对立物的一方之中，如人们都美生恶死、美香恶臭、美富贵恶贫贱，然而幽兰得粪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则萎，香反为恶。富贵有时而可恶，贫贱有时而见善，都是可以转化的。诗歌也是这样，凡是抒写胸襟的，“熟”可以成“新”。反之不是发抒性情的，不论是抄袭前人的“熟”或是“搜寻险怪”的“新”，都是应该排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