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华金融辞库》第82页(4140字)
经济主体为获取预期收益或效益,将货币或资源等经济要素投入某一领域,以形成资产的经济活动。
人类的投资实践,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在原始社会,人类为了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即开始进行了一些有目的的投资活动,如凿洞造屋、打制渔猎工具等。但人类早期的这种投资活动,尚处于简单朴素的形态。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渐次发展,出现了较多的剩余产品。而较多剩余产品的出现,带来了社会经济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它使社会分工成为现实的可能,使个人和家庭脱离原有的共同劳动体实行“分割劳动”成为可能,使产品的偶然交换发展为必然的商品交换成为可能,使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为可能,也使投资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成为可能。这些社会经济的特征条件,构成了这一时期投资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而与人类早期简单朴素的投资活动相比,这一时期的投资活动呈现为一种扩大的形态:早先属氏族集体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此时分解为奴隶制国家所有的公产和各私有者所有的私产两部分:属于国家的公产如国家直接掌握的“公田”和征收来的各种捐税与贡物,构成了奴隶主国王、官吏及一切国家机器生存、发展和享乐的经济基础;“公产”之外的私产,则更直接地表现为众多的私有者如贵族、大地产者、钱商、商人、工矿主、作坊主以及尚未沦为债务奴隶的小自耕农和小手工业者等所有的私人财产。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到来,则将奴隶社会扩大的投资形态推向了高级阶段。不过,中世纪封建社会,工农业生产并没有完全分离,农业劳动仍然是社会生产的基础,投入交换的商品多系生活消费品的剩余,往往是“为买而卖”。作为社会经济的总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投资活动,尽管较之古代奴隶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也蕴含了很大的商品经济成份,但总体上看,自然经济的特点仍据于主导地位。中世纪封建社会末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开始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16~17世纪,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式确立,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适应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人类的投资活动也由此开始了向以市场为导向、以货币为载体、以赚钱或获取效益为目的,具有商品经济及机器大工业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特征的现代意义的投资方面转变。
近代及现代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以及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投资这一经济活动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迅速的拓展:①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以及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导致了资本的社会化及其股份制企业和证券市场的产生。占有资本同运用资本相分离,日益成了资本运用的重要形式。这样,在过去传统的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兴起了以证券投资为主要内容的间接投资新方式,从而使投资方式由单一发展为多样,也使投资经济活动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一是事业的兴办及投资的进行,不再依赖于单个资本长期的积累,通过证券筹资,很快就能实现;二是投资与金融的结合,变得更为紧密和直接,无论是“先投资后金融”还是“先金融后投资”,两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结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三是资本以真实资本和虚拟资本双重存在,使投资由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的行为,演变并普及成了大众都能参与的活动。②由资本集中和垄断引起的资本输出,演变并发展成了内容丰富的国际投资,从而使投资的地域和空间得到了拓展,也使投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③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加强,技术、信息、知识等无形资产软件投资,从原先不甚考虑的“陪衬”,日益成了投资重要的要素和内容。
投资,通常可以根据研究及实务管理与操作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例如,根据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形式不同,可以将投资分为有形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根据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同,可以将投资分为实物投资与证券投资;根据投资投入的行为程度不同,可以将投资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根据实物投资投入的领域不同,可以将投资分为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根据实物投资的作用和价值周转方式不同,可以将投资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根据投资的地域不同,可以将投资分为国际投资和国内投资;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投资分为政府投资、企业投资、个人投资;等等。
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一般在理论概念上将投资划分为“经济学意义的投资”与“金融学意义的投资”两个大类,并自成体系,分别研究。“经济学意义的投资”,是指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内的社会实际资本的形成与积累,也叫“实物资本投资”;“金融学意义的投资”,则主要指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形成与运用,也即通常所说的“证券投资”。
实物资本投资与证券投资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社会积累的直接实现者,即只有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才能最终完成和实现社会的积累;而后者只是一种间接的过程,投资者通过购买证券出让货币使用权,仅以获得金融资产为行为结果,然后凭此资产获取收益。至于购买证券的资金被投资使用者怎样转化成实物形态的资产,怎样从事工程建设和生产经营,则与投资者没有关系。因而,两者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物资本投资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是社会生产活动的前导和先决条件。社会上一切物质产品的生产,必需首先有一定量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手段),而要取得这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就必须进行投资。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给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劳动手段,给整个国民经济提供物质技术基础;通过流动资产投资,可以提供各类劳动对象,以及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所需的货币资金。投资的结果,是为社会生产活动创造和准备了一切必要的生产条件,从而使物质产品的生产活动得以正常开展和扩大进行,进而推动经济的增长与繁荣。
实物资本投资的上述功能表明,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以持续不断的投资为前提。但是,投资不光创造供给,它本身也是需求,是即期的有效需求,是现实的巨大的购买力,要消耗巨大的社会经济资源。而且,它还会创造未来的即滞后的有效需求。如建一个工厂,就必然会扩大社会就业,由此就要发生工资费用,形成未来的购买力。因此,由这种供给和需求的二重属性决定,实物资本投资又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它的总量不能过大,过大会使社会总供给能力也即国力承受不了,造成社会商品物资匮乏,导致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它的总量也不能过小,过小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市场萎缩和生产不景气,并减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后劲。
与实物资本投资不同,证券投资并不直接产生实物资本。证券的买卖,也不过只是使货币发生了空间移位和在社会成员的占有上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因而,证券投资本身不会产生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但是,由于实物资本投资的资金是通过它筹集而来,因此,它实际上又与实物资本投资的需求和供给效应有着联系,并对实物资本投资需求与社会供给的平衡有着重要影响。
在中国,对“投资”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窄到宽的过程。它的内涵和外延,是随着实际经济生活内容的不断变化,随着这一领域的理论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中,“投资”概念仅仅局限于固定资产范围。
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针对当时投资规模膨胀,而基本建设概念的范围已经缩小,国家难以通过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来控制社会总投资的情况,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基本建设与固定资产再生产关系的讨论,并建议用固定资产投资的概念取代基本建设。为了有效地控制全社会的建设投资规模及有效地进行投资建设活动,从1982年起,国家决定将基本建设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统一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并由此在经济生活中开始广泛地使用“固定资产投资”的术语,而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内容,则既包括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也包括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与此同时,中国投资理论界突破了以往理论研究仅对政策进行解释的局限,开始从事物本质出发,就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对应的企业流动资金投入是不是投资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逐渐形成了企业流动资金也是投资、投资范畴应当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的共识,这样,人们对实物投资的理解逐渐趋于完善。
1984年和1988年,中国的投资体制伴随着计划、财政、金融以及企业体制改革的开展,先后两次形成了分别以“下放项目审批权限、缩小指令性计划、改革项目建设实施阶段的管理体制”和“划分政府投资范围、资源来源、改革投资经营方式、改善宏观调控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高潮。综合改革的结果,使投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投资的微观运行机制及宏观调控体系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改善,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渠道多源化、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决策多层次化的投资格局,逐渐在中国形成。这期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自1981年国家恢复国库券的发行后,各种名目的建设投资债券、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以及股票等有价证券也开始发行并迅速扩大,同时,证券流通市场也随着证券发行市场的发展而逐步建立。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加快,投资领域各利益主体的行为更加市场化,投资范围也进一步明确,证券市场也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因而,这也对投资体制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若仍囿于原有投资内容的狭小范围,沿用过时的投资方式,将难免会限制投资活动的有效开展,延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