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130页（5422字）
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杜林的斗争中所写的一部论战性着作，原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杜林在19世纪的60年代竭力鼓吹美国庸俗经济学家凯里的观点，宣扬私有制合理性，鼓吹劳资合作。1866年曾向俾斯麦政府呈送了有关工人福利问题的“陈条”，“供内阁内部使用”。19世纪70年代以后，突然大叫改信社会主义，连续抛出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3年)、《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875年)三部八开本巨着，狂妄地吹嘘上述着作对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行了“全面的变革”，提供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他宣扬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贩卖庸俗经济学，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鼓吹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用“普遍公平原则”的假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
杜林主义的出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尤其在刚刚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改为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为了制止杜林主义在党内的蔓延，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征得李卜克内西的支持后，决定接过杜林扔来的手套，“彻底收拾他”。
1876年2月底至3月初，恩格斯首先在刊登于《人民国家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中，公开表明了对杜林主义的立场。5月，他毅然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在5月28日致马克思的信中确定了《反杜林论》的总计划。马克思完全支持恩格斯的写作，并亲自写了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在《反杜林论》付印之前，恩格斯曾把全部原稿念给马克思听。
出版之后，马克思又多次指出：“这本书对于理解德国社会主义是很重要的”，“不仅普通工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确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可见，马克思对《反杜林论》的基本观点是完全赞同的。
《反杜林论》于1877年1月－1878年7月以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在《前进报》上，1878年7月在莱比锡以单行本出版了第一版，书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该书在恩格斯生前发行了三版。恩格斯逝世后，以各种文字在全世界大量翻译出版。
1878年10月，德国政府把它列为禁书。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该书《引论》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一、二章，改写成一本独立的通俗着作，先是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后来又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出版。
在中国，《反杜林论》部分篇章的中译文，最早发表在1912年上海《新世界》半月刊上，篇名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1930年11月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1936年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
解放后，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根据德文重新翻译，1970年出版单行本，并收入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中。
《反杜林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作，尤其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的最重要的着作之一。因为，它不仅第一次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刻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世界观基础；而且第一次全面系统论述了新的自然观、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等一切方面，并在各方面特别在历史观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列宁说：《反杜林论》同《共产党宣言》、《费尔巴哈论》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恩格斯自己曾经说过，《反杜林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了“最为详尽的阐述”的重要着作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从全书的实际内容看，《哲学》编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而《政治经济》编的前四章，则通过对杜林庸俗经济学的前提——反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批判，进一步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编的前两章和《引论》第一章首尾呼应，通过集中阐明空想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系统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统观全书，《反杜林论》在以下几个方面系统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首先，全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及其意义。恩格斯指明了唯物史观创立的直接思想渊源或逻辑前提，就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特别是黑格尔已经提出的企图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任务。
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绘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反杜林论》第21页)。但由于主客观原因，黑格尔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对此，恩格斯讲：这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同上)。恩格斯还指出了唯物史观创立的深刻的政治历史原因或成熟的阶级条件。
他说，当自然观的变革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同上，第23页)，这就是英、法、德三国震惊世界的工人运动，它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欧洲最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已上升到了首位，这就为人们能够唯物地认识社会和研究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重新研究了以往的全部历史，揭示了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动力，找到了用人们的社会存在说明他们的社会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的道路，创立了唯物史观。
于是，唯心主义从它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向为唯心义领地的社会历史领域，照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阳光，从此，对社会的认识才成了科学。
其次，《反杜林论》第一次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完整地阐明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必然性，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恩格斯指出：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的理论表现。他们的世界观、特别是历史观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
他们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历史，是理性发展的历史；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问题是要“偶然出现的个别天才人物”的发现。
这样，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否定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因此，他们既不能正确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找不到解决这一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创造新社会的途径和力量。
恩格斯说：为了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从世界观上来说，就是用唯物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用唯物史观代替唯心史观。
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在这一观点、方法指导下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现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使其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从而从经济根源上论证、阐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依靠力量。恩格斯一再强调，要充分理解“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要“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反杜林论》第276、275、274页)，即“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这是理解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的基点。
再次，《反杜林论》进一步概括和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观点。
例如，关于历史观的出发点问题，针对杜林历史哲学从摆脱了一切现实关系的“人”出发，从而得出“道德正义”“法律正义”等基本形式的观点，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上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反杜林论》第264页)。正是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基本理论原理。恩格斯还初次明确指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所表达的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并阐述了这种观点的基本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这个过程运动、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通过对杜林唯心主义暴力论的批判，全面阐发了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基础作用的是经济，不是暴力。暴力只是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同上第157页)。
《反杜林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问题，指出国家权力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对社会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起作用，这样就会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者相反，除少数例外，它最终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恩格斯也分析了暴力在经济是基础、根源前提下所起的革命作用，指出它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政治形式的工具。
恩格斯还阐明了经济基础与“观念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指出，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道德”是不存在的，道德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因而，道德是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当然，由于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某些共同维护的社会生活的需要，道德观念也必然会有某些共同之处；对于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观念也必然或多或少地相互一致，但这也是由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关于平等观念，恩格斯指出，一切平等观念都是一定经济关系的反映，一定历史关系的产物，不是永恒的。
因此，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或是对社会极端不平等的一种自发反映，或是利用资产阶级的平等口号来鼓动工人反对资本家阶级，而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超出这个范围必然流于荒谬。恩格斯在批判杜林超历史、超阶级的平等观时，对人权问题也作了阶级的和历史的考察，指出封建社会内部密集的商业区和工业区的形成，为人权问题的提出准备了经济基础，而市民等级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其阶级条件。所以，人权是资产阶级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它一开始就不属于“一切人”，而是属于少数人。
在阶级社会中，人权总是阶级之权；资产阶级高叫的人权，实际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
至于宗教观念，虽然它是远离经济的意识形态，但归根到底也是由经济决定的。起初是对自然力量的虚幻反映，后来，社会力量也和自然力量一样，对人来说成了异己的、以同样表面上的必然性支配着人，从而使宗教幻想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正是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人们依然象受到某种异己力量支配一样，受到自己所创造的生产关系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过程的事实基础继续存在，宗教本身也继续存在。所以消灭宗教不仅是科学认识问题，首先是要用革命手段解决社会的问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进一步丰富了关于阶级、国家和革命的理论。他具体地、历史地考察了阶级和阶级统治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根源、条件问题；指出了国家的阶级实质，进一步阐明了国家消亡的思想，认为当消灭了一切阶级及其根源时，对人的统治才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与此同时，恩格斯还论述了历史主体活动性质的发展问题，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的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人们由于已经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所以也就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只是从这时起，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才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