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和右都会葬送社会主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149页(1943字)

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对“左”和右的实质和危害作出的一个新的科学概括。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重申了邓小平的上述观点,认为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这个科学概括,既是对我们党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的总结,也是从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的冷静观察中得出的一个新的理论判断。

从党的历史上看,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有利于反革命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自愿地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反共的阴谋得逞,大革命由胜利转向失败,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惨遭屠杀。这是右的错误造成的巨大危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在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推行了更为“左”倾的错误路线,达四年之久,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几乎损失殆尽,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90%,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骨干倒在血泊之中。建国之后,我们党又犯过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了巨大的挫折。

从认识路线上看,“左”和右的错误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割裂、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为特征的主观唯心主义。所谓右的错误,指落后于事物的发展过程,把已经能办的事当成不能办的事,消极保守,把敌人当朋友,怀疑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民民主专政,硬要保持和恢复旧事物、旧社会、旧世界的秩序,企图使历史走回头路。

所谓“左”的错误,在思想、政治、经济、组织的现实表现、外化形态上,似乎与“革命”相近,实质上超越事物的客观发展阶段,把将来才能办的事拿到现在办,没条件办的事硬要勉强去办。它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不是敌人的当敌人去打击,把不是危害社会主义、甚至是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当作危害因素去对待。

因此,人们往往以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凡事宁“左”勿右成了某些人的信条,似乎越“左”越革命,极容易欺骗人、蛊惑人。

从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影响看,“左”和右都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则,反对马克思主义,给革命和建设造成极大的危害。

当前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多次强调提出,“左”的错误由于时间长,积习很深,有些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比较多。

陈云曾经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

代价是重大的。

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

”(《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254页)。在大兴改革开放之风的情况下,在新旧体制和观念交替的过程中,“左”的东西很容易冒出来,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就很容易用过去那些“左”的观念、眼光来观察和处理问题了。

当然,在说“左”是当前主要危险,并不是说对右可以丧失警惕。我们要正确开展既防“左”又防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在主要治好“左”倾顽疾的同时,要防止右的错误倾向的泛滥。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统一,推进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如果不迅速纠正“左”和右的错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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