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11页（3289字）

经济人通常是指那些在实用意义上理性的人，具有完整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具有完全的信息和准确的计算能力。

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表现为趋利避害，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经济人”这一概念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V·帕累托(V．Pareto)第一次明确提出的。

而在经济学说史上，对“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行为会导致整个社会丰裕”这个命题给予系统而清晰论证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斯密从理论上论证了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合理性。他的结论是：给予个人以选择经济权利和达到其目的的最大自由，个人不仅能够充分地为自己牟利，而且是保证全社会普遍丰裕的有效途径。在斯密那里，“经济人”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为活动场所或背景，对其行为产生影响的惟一信息是市场价格，其个人利益最大化惟一地表现为“利润最大化”。

虽然利润作为单一的指标，具有可计量性，但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却没有以此为基础建立严格的计量模型，其研究只是定性，没有定量。所以，斯密的“经济人”思想虽是整个体系的出发点，但他对经济人的理论表述是不充分的，所使用的仍然是一种不太严谨的演绎的方法，对于个人追求最大化的行为如何导致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机制缺乏精确的论证。

这种情况在斯密之后的较长时间内没有得到改变，直至19世纪边际主义者出现后，才有所改观。

门格尔(Karl Menger)、杰文斯(W．S．Jevons)和帕累托等边际主义者对经济人假说作出了明确的系统阐述和严格论证。一方面，将“经济人”的利益外延扩大，并与人的主观评价联系在一起，从而“经济人”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利润最大化”，而是“效用最大化”。达到这一点是因为边际主义者对“经济人”概念的一个重要补充，即考虑到消费者，认为消费者在某一特定的预算限制条件下，将以满足最大化为目标来选购商品。

另一方面，将“经济人”的效用以货币加以计量，进行数学处理。根据他们的推理，取得最大利润的必要条件是，厂商所生产的商品数量正好处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那样一个最佳点上；取得最大效用的必要条件是，消费者可以通过使所购买的各种商品的价格与边际效用的比率彼此相等来达到效用最大化，即。之后，将表示消费者对不同的商品组合偏好的无差异曲线和表示收入与价格约束的预算曲线结合起来，以两条曲线的切点确定使消费者得到最大程度满足的消费结构。

“经济人”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种机制，即个人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会受一只“无形之手”的引导而无意识地产生最有利于社会利益的结果。

对这一问题的论证，经历了瓦尔拉斯(Walras)、帕累托、希克斯(J．R．Hicks)、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直至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Arrow－DebreuModel of General Equilibrium)，后两位学者用集合论公理方法重新阐述了最大化假设，在此基础上试图利用各种先进的数学工具严格地证明均衡的“存在性”、“惟一性”、“稳定性”，以及这种竞争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问题。

自此，“经济人”行为假设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作为微观经济理论的公理系统，这一假说构成其全部推理的最根本出发点和依据。也因此，“经济人”概念成为众多争论的焦点。

“经济人”概念包含着本质合理性(即决策的内容)和程序合理性(即制定决策的方法)(杨春学，1992)。

对“经济人”假说的批判，也主要是针对这两个方面。

针对“经济人”的“本质合理性”的批判主要来自社会心理学和道德哲学。这类批评者认为，“经济人”是一种没有得到实证的虚构，除物质经济利益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等等。

其中李斯特(F．V．Liszt)认为，“经济人”把道德的力量、感情的因素和上层建筑中的各种观点排斥于经济动机的分析之外，使得“经济人”成为只重视物质利益的利己主义者。批评者依次提出“社会人”、“成就人”和“复杂人”，以取代或力图取代“经济人”，修正“经济人”概念单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局限。实际上，它们并没真正突破“经济人”。

其中，“社会人”否定的不是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而是揭示作为社会群体的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人是作为社会的人追求自身利益，因而是社会的“经济人”。

“成就人”即“自我实现的人”，它以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显然只是使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容丰富了，并不能否定“经济人”。“复杂人”假设，只是强调了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更为复杂的性质。

这里要指出的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对人的研究是需要从经济学研究自身的特点出发的，它并不意味着全面地研究人。因此，以“社会人”等概念力图代替“经济人”，将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对“经济人”的“程序合理性”的批评中，批评者认为，作为一种行为假说，如果最大化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行动，行动者必须已经获得决定哪种方法能使效用最大化所必需的所有信息，但受到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思维能力的客观限制，根本无法准确地求得最优值。并且，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厂商的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机制不强(杨春学，1991)。

如果说针对“经济人”的“本质合理性”的批判没有多大说服力的话，那么针对其“程序合理化”的批判则确实是击中“经济人”假说的要害的。实质上，“经济人”假说已经失去其经验内容，如在对消费者选择进行经验分析时，往往被迫退向“显示偏好”学说。

在关于“经济人”的争论中，“经济人”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辩护者吸收了一些批评者的观点，考虑到不确定性、动态的时间因素、处理信息和行动的成本，以及运用博弈论处理经济主体对彼此间行为预期的反应，等等。但“经济人”的基本含义(即函数最大化)仍然保存着。

对于“经济人”假说来讲，也许最大的问题在于后世的经济学家把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转化成为一种最大化——选择逻辑——手段的范例，从而使现代形式的“经济人”被赋予一种一般的理性，能确切地比较和评价那些能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可行方案，脱离了其所体现的经济伦理观而陷于功利主义中(杨春学，1992)，从而使得理论经济学的范围日益缩小，以致于许多基本经济问题在这一逻辑范围内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说明，甚至不可能有效地提出问题(斯蒂格勒，Stigler，1990)。

“经济人”从一个统一的原因或动机出发，去说明和解释人的经济活动，以此断定人们杂乱无章的经济活动，确定遵循某种规律进行，它比较成功地解释了经济活动的动力和经济活动的客观必然性。经济学家们尽管已认识到“经济人”假说的某些缺陷，但并没有能够成功地转向更精密的假说。

因此，他们仍然普遍地以“经济人”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

参考文献：

G·J·斯蒂格勒，1990，《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上海三联书店。

顾海良等主编译，1991，《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

黄少安，1995，《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杨春学，1991，《关于经济人假说及其争论》，载《学习与探索》(哈尔滨)。

杨春学，1992，《论“经济人”假说的发展与完善》，载《云南财贸学院学报》(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