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剑桥之争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789页（3336字）

凯恩斯以后，以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形成了两个凯恩斯主义学派。

本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因为麻省理工学院位于麻省的剑桥，所以人们称这场争论为“两个剑桥之争”。

英国剑桥学派，在中国通称为新剑桥学派，在英文文献中则被更经常地称为后凯恩斯学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庇若·斯拉法(P．Sraffa)等人。

美国剑桥派，即新古典综合派或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索洛(R．Solow)和托宾(J．Tobin)。

两个剑桥的争论起源于1953年罗宾逊的文章“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

在这篇文章中，罗宾逊从资本的测量问题入手批判了作为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理论柱石之一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虽然两派的论战不限于资本问题，但在历时十余年的争论中，资本问题始终占有中心地位，因此，也有人称这场争论为“资本争论”(Capiital Controversy)。

在罗宾逊看来，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投入是异质的。资本由生产它所使用的各种物品所构成，这些物品的物质特征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资本物品，物质特征也会因时因地而不同。

因此，不存在共同的测量单位。如此，也就不存在O=f(L，C)形式的总量生产函数，这里L是劳动的一个量值，O是产量，C是资本投入量。

罗宾逊还指出，不能单独地依据资本的未来收益去估计资本价值，要这样做，必须知道利息率，“而生产函数的主要目的却在于表明，技术状态和生产要素比率是怎样决定工资和利率的”(罗宾逊，1984，P．86)。这样，新古典派就陷入了循环论证。

与资本的测量问题相关联但性质有所不同的问题是所谓“再转换”(reswitching或double-switching)现象。

这一现象是由罗宾逊指出的，但对此做出全面阐释的是斯拉法(1960)。所谓再转换是指一种生产技术在某种要素价格水平上被采用，在要素价格变动后被放弃，在一个新的要素价格水平上又被再度采用的现象。假如在时间上考察生产过程并考虑不同的生产阶段，那么，每个阶段都是以劳动和资本的不同比例关系为特征的；利润率的变化可能时而使一种生产方法，时而使另一种方法产生最佳的效果。也就是说，在资本集约度与利润率水平之间不存在单调性的对应关系。因此，用资本稀缺程度说明利息率的观点就不复成立了。

资本争论以美国剑桥派的认输而结束。1966年，萨缪尔森在一篇文章中承认：斯拉法、帕西尼蒂(L．Pasinetti)、卡尔多(N．Kaldor)和罗宾逊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凯恩斯主义”或“英国－意大利学派”令人信服地指出：在技术上不能证实“低利息率与较大程度的迂回性生产方法相对应”这一粗略说服的普遍正确性(萨缪尔森，1966)。

围绕着资本理论，两大学派的争论也在经济观和方法论问题上展开。双方都自认自己是凯恩斯的嫡系正宗，都认为自己坚持了凯恩斯的经济观和方法论，罗宾逊甚至直称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是“私生的”凯恩斯主义(Bastard Keynesianism)。

萨缪尔森则自称是“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

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并不是如它所自称的那样，是把新古典理论与凯恩斯的观点综合为一体，而仅仅是重申一下新古典的理论结构并添加上某些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名词。

凯恩斯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被保留了，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本逻辑被抛弃了。

这一学派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市场权力是决定经济活动的首要因素。

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并不是新古典综合派所概括的收入－支出模型，而是他关于社会哲学的论述。凯恩斯断定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是不合理的，政府必须对此进行干预和调节。同时，凯恩斯从理论上已推论出资本主义社会将走向一个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新阶段。因此，该学派的代表人物试图以凯恩斯的这些论述为依据，建立和发展新的收入分配理论，并据此探讨向没有食利者阶层存在的文明社会过渡的社会政策。

其次，经济是历史演变的过程。

“在理论方面，《通论》的主要论点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并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昨天和今天的区别。就这个世界和现在来说，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罗宾逊，1979，P．5)。

既然“过去是不能召回的”，对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经济分析必须考虑其历史的、制度的根源；既然“未来是不能确知的”，就要考虑因信息缺乏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因而，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的，类似于新古典主义的那种没有时间的均衡状态是不存在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根据推测或习惯来处理的。“而在最新教科书中，钟摆仍然向着它的均衡点摆动……所有旧的口号一成不变地在重复着”(罗宾逊，1979，P．22)。人们仍按理性选择原理作出决策，对一切可能的事件有完全的预见，制度和时间因素被排斥在经济分析之外，理论从生活中跳出来走进了抽象思辩的死胡同。

这是对凯恩斯的背叛。

第三，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的宏观分析嫁接在新古典均衡分析的基础上，拼凑起一个杂种的宏观－微观体系，这不仅破坏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统一性，而且也把凯恩斯理论庸俗化了。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后凯恩斯学派作为一个独立群体的发展和壮大。70年代中期以后，后凯恩斯学派从批判转向建设，一些系统阐述该学派理论体系的着作相继出现。

80年代，罗宾逊、斯拉法等人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已不复存在，但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客观地说，两个剑桥之争是凯恩斯本人理论内部矛盾的外化。凯恩斯的理论是在批判和否定传统经济学的过程中形成的。《通论》一书的很大篇幅都是在与古典学派进行论战。

在《通论》出版一年后，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那篇旨在答复陶西格、列昂惕夫等人批评的文章中，把资源闲置更明确地归结为经济过程中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凯恩斯是剑桥大学马歇尔的学生和门徒，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接受并传授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即使在《通论》中，他也没有放弃古典经济学的任何一条原理。他将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方法，认为古典学派并没有逻辑错误，在接近充分就业的经济环境中古典理论仍然适用。

他甚至保留了萨伊定律，只不过把它变成了一个特例。当希克斯发表那篇把凯恩斯理论同新古典派调合起来的论文时，凯恩斯并未表示异议。

两大学派的是非是不能根据它们与凯恩斯本人的关系加以确定的。

参考文献：

罗宾逊，1984，《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载《经济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罗宾逊，1979，“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

罗宾逊，1979，“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

罗宾逊，1982，《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Samuelson，P．，1966，“A Simming up”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nics，November 1996，P．568—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