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对私人投资的影响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543页（8199字）
【内容介绍】：
1．税收对投资影响的基本模型
税收影响投资决策与水平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
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因此，本文根据鲍德威(Boadway，1979，p．265－276)的研究成果，集中对公司所得税的投资效应进行分析。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乔根森(Jorgenson，1963)、桑德莫(Sandmo，1974，p．287－302)以及霍尔和乔根森(Hall and Joigenson，1967，p．391－414)等经济学家，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一理论，在某一特定阶段内，企业将不断积累资本，直至最后一单位投资的收入(资本的边际收入)等于资本的全部经济成本(资本的使用成本)为止，即资本的边际收入=资本的使用成本。其中，资本成本包括边际投资的融资成本、折旧成本等，减去资本利得、节税(tax savings)等。
公司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抑制了投资行为；二是允许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产生“节税”，降低资本成本，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的税收措施，将抑制投资的增长；而任何旨在使资本成本下降的税收优惠措施，将刺激投资意愿。
根据这一理论，在政府不征收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资本成本的决定式是：
c=q(r+δ) (1)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c——资本成本
q——资本品价格
r——市场利率
δ——折旧率
在政府征收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资本成本的决定式是：
c=q(r+δ)(1－uz－uy)／(1－u) (2)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u——公司税税率
z——价值1元资本的将来折旧扣除现值
y——价值1元资本的利息扣除现值
如果
(1－uz－uy)＞(1－u)
或者，
(z+y)＜1
那么，(2)式决定的资本成本大于等式(1)表明的无税情况下的成本，就认为公司税抑制了投资。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如果z+y=1，也就是说，如果价值1元资本的折旧和利息扣除的现值等于1元，那么，公司税将是中性的。
不仅如此，公司税对投资的影响，还取决于税收上允许的两种特殊措施。第一，直接注销(immediate write－off)。
如果投资支出一发生就作为费用扣除而没有利息扣除，那么，公司税将是中性的(Smith，1963，p．80－91)。因为投资的直接注销意味着z=1，没有利息扣除意味着y=0，资本成本减少，变成等式(1)。
第二，实际折旧、利息充分扣除(true depreciation，full interest deductibility)。如果税制允许企业对其资本存量的全部价值，按实际折旧并允许利息扣除(不管利息成本是在市场上已发生还是只是对股权所有者的估算)，那么，公司税将是中性的。如果允许按比率δ折旧，价值1元资本的折旧现值是：
z=∑(1+r)－tδ(1+δ)－t=δ／(r+δ) (3)
同样地，只要资本按比率δ折旧，同时也允许利息扣除，则价值1元资本的利息扣除现值是：
y=∑(1+r)－tr(1+δ)－t=r／(r+δ) (4)
因此，z+y=(δ+r)／(r+δ)=1，资本成本减少到q(r+δ)。
在上文中需要注意这个隐含的假设：税率对称地(同样地)适用于发生损失的那些年份。
就中性而言，在这些年份里，企业必须获得补助或在其他年份的所得中作充分的损失补偿。在实践中，不可能允许企业要求在损失的年份里获得补助，但可以允许其将损失结转到以后年度。向以后年度结转损失不是对充分损失补偿或补助待遇的完全替代，因为它意味着对损失的隐含的补助被拖延到将来有赢利的年份。这等于增加了企业成本，等于这项补助数额的放弃利息(foregone interest)。直接注销制度可能会增加该企业在开始年份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因为当资本逐渐积累时，它的扣除可能会很高。为了维护这种制度的中性，必须实施充分损失补偿规定。
这意味着因企业投资，政府的税收收入被拖延到以后年度，而且在高投资年份也许是负的。
2．公司税制中的折旧政策是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
从资本成本决定式(2)可以看出，在税法一般都允许大部分利息扣除的情况下，折旧率的高低将是影响资本成本的决定性因素，而折旧率的高低是在税法上规定的。
因此，通过考察公司税对折旧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公司所得税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
2．1 公司税法允许的折旧率低于实际折旧率
假定公司税所允许的折旧率是α，低于实际折旧率δ。于是，价值1元初始投资的折旧扣除现值将是：
z=∑(1+r)－tα(1+α)－t=α／(r+α) (5)
假定按资本存量全部价值计算的利息扣除y与等式(4)所表明的相同。在这种折旧制度下，通过把等式(5)和(4)中的z和y代入等式(2)c中得到资本成本式：
c=q(r+δ)［1－uα／(r+α)－ur／(r+δ)］／(1－u)
=q(r+δ)+［qru(δ－α)／(1－u)(r+α)］ (6)
如果δ＞α，税收所允许的折旧率太低，资本成本将增加，投资受阻。
当然，如果α＞δ，投资将受到公司税制的鼓励。税收上的折旧率不会是实际折旧率，其原因不是因为税务当局不知道实际折旧率，就是因为为每一种资本品设计单个折旧率的管理成本太高，以至于对各种资本品类型都适用普通的折旧率。
因此，税法上规定的折旧率低于实际需要的折旧率是常有的事。
2．2 公司税法允许的折旧率因通货膨胀因素而偏低
税收上的折旧是典型的按历史成本基础确定的。
也就是说，在资本使用期间的折旧扣除总额是资本的原始成本。
然而，在通货膨胀期间，资本成本增加了，而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折旧费却不足以重置耗损的资本。
为了看清这一点，假定存在一种完全预期的通货膨胀情况，在此情况下，所有价格(q，p，w)(p=产品价格，w=工资率)在每时期都按(1+i)提高。在此情况下，货币利息率按通货膨胀率提高，以补偿债权人，因而在t时期适用的折现因子是(1+r)－t(1+i)－t。
把资本品价格与税后净租金的现值联系起来的均衡表达式成为：
q=∑(1+r)－t(1+i)－tc(1－u)(1+δ)－t+quz+quy
=c(1－u)／(r+i+δ)+quz+quy (7)
1元的折旧扣除现值是：
z=∑(1+r)－t(1+i)－tδ(1+δ)－t
=δ／(r+i+δ) (8)
在此，折旧扣除的基础是每年按δ减少的原始成本。同样地，按新的利率(r+i)的利息扣除现值为：
y=∑(1+r)－t(1+i)－tδ(1+δ)－t
=(r+i)／(r+i+δ) (9)
把等式(8)和(9)代入等式(7)中，解出c，得到：
c=q(r+δ+i) (10)
资本成本因加入通货膨胀因素而被增加了。
结果，投资受到歧视。
当然，公司税法并没有允许公司的全部利息都作充分扣除。
扣除的利息必须是债务融资资本所实际支付的利息，对所有者自己融资的资本，如所有者通过发行股票或保留收入等融资的估算利息(imputed interest)扣除不允许利息扣除。出于这个原因，税法允许的扣除可能比持有资本的实际机会成本少得多，因而投资受阻。例如，如果利息扣除只允许按企业资本存量的一定比率s扣除，那么，价值1元的投资的利息扣除现值将是y=sr／(r+s)，而不是像等式(4)所表明的那样，是r／(r+δ)。于是，若税法规定的折旧率是实际折旧率，根据等式(2)，资本成本为：
c=q［r(1－us)／(1－u)+δ］ (11)
只要s＜0，资本成本就比中性资本成本(neutral cost of capital)大，因而投资受阻。
3．影响折旧的投资刺激
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的公司税法都未允许公司对其估算利息作扣除。因此公司税对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它对折旧的影响来实现的。为了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增加投资活动，政府常常利用各种“投资刺激”(investment incentives)。上述对企业的预期资本存量决定因素的分析，对于表明哪些措施是刺激投资的有效措施很有帮助。
从理论上讲，通常把投资刺激分类成增加折旧扣除现值的刺激与提供超过正常折旧扣除的刺激。
通过增加折旧扣除的价值来影响投资的方法一般有三种。
最明显的方法是所谓的“加速折旧”(accelerated depreciation)，就是提高允许折旧的比率。例如，税收折旧率将提高到每一时期α，α＞δ。
这种情况正如上述等式(6)所分析的那种情况。如果(δ－α)＜0，那么，资本成本降低，企业将有一定的动力去购买更多的资本品。
增加折旧扣除现值的第二种方法是允许企业直接按投资支出的一定比例k扣除，剩余部分再按正常折旧率折旧。这种制度被称为“初始折扣”(initial allowance)。
在此制度下，1元资本支出的折旧现值是：
z=k+(1－k)δ／(r+δ) (12)
由于这里的z的值大于在实际折旧下的z的值［δ／(r+δ)］，因此，该企业的资本成本降低了。
第三种方法是从公司税额中进行的所谓“税收抵免”(tax credit)并按该抵免额减少允许的折旧。这种刺激工具应用于美国1962年至1964年间，基本上与初始折旧相同。在此制度下，资本价格与税后净租金之间的均衡可以写成：
q=∑(1+r)－tc(1－u)(1+δ)－t+qu(1－k)z+quy+kq
式中，k是税收抵免比率。
因此，kq代表了每q元投资所减少的税金。c的解可以写成：
c=q(r+δ)［1－u(1－k)z－uy－kq)］／(1－u) (13)
可见，资本成本降低了，投资得到鼓励。
4．其他投资刺激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部门都认为，要鼓励投资活动，除了正常可利用的刺激之外，还可以给企业提供资本扣除。其中一种方法是所谓的“投资补贴”(investment allowance)，即除了正常折旧和利息扣除外，还允许企业按其投资的一定比例k直接注销。
投资补贴所产生的“节税”(tax saving)，每元投资为uk。q元投资的将来租金现值增加了quk，资本成本表达式(1－2)经调整成为：
c=q［(r+δ)(1－uz－uy－uk)］／(1－u) (14)
另一种方法是除了正常折旧和利息扣除外，按投资的一定比例给予税收抵免。如果k是给定的税收抵免率，那么，qk就是一个单位投资的税收抵免值。资本成本表达式现在成为：
c=q［(r+δ)(1－uz－uy－k)］／(1－u) (15)
通过比较等式(14)和(15)可以看到，只要税率u是不变的，则投资补贴与税收抵免制度对c的影响属同类。
一个表明的是应税所得按投资的一定比例减少，另一个是应税额的减少。
在税率为50%的情况下，20%的投资补贴对企业的影响与10%的税收抵免(高于正常折旧)相同。比如，公司的投资额是10元，应税所得额为10元，应税额为5元(10元×50%)。在投资补贴制度下，20%的投资补贴使该公司交纳4元［(应税所得额10元－投资额10元×20%)×50%］的税，少缴1元税金；在投资抵免制度下，10%的抵免率使该公司也同样交纳4元(应纳税额5元－投资额10元×10%)，也少缴1元税金。
此外，这里讲的投资税抵免与影响折旧的投资税抵免也有区别。二者虽然都是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从应纳税额中扣除，但后者需要用抵免额减去正常折旧额，而前者是在正常折旧的基础上，再实行投资抵免。因此，前者比后者使资本成本下降得多，对投资的刺激性大。
可见，政府有广泛的方法用来鼓励投资支出。
当然，这些措施引起总投资增加的确切数额是个经验问题。政府选择哪一个或哪一些措施来刺激投资，取决于许多方面的考虑，诸如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或者对资本存量耐久性的影响等等。
例如，可以证明，与投资补贴制度相比，加速折旧制度可能会有利于长期投资。投资补贴制度的利益在第一年将全部发生，所以节税数额不管该项资本的折旧如何都将是相同的。
然而，加速折旧制度允许折旧扣除提前发生。
这对于使用寿命时间长的投资来说，相对更为有利。再就免税期来看，免税期是指对投资者在经营头几年给予免税照顾。可是，无论在哪一行业里，新开办企业的头几年一般都是亏损的，没有公司税纳税义务，给不给“免税期”优惠无所谓。
所以，美国学者邦德和萨缪尔森(Bond and Samuelson，1986，p．820－825)指出，免税期实质上没有给投资者多大好处，充其量是给投资者发出了一个有利的信号，称之为“免税期信号”。。
【参考文献】：
税收对承担风险的影响(Effects of Tax on Risk－Taking)
税收对投资的影响：卡莱茨基模型(Impact of Taxation on Investment：A Kaleckian Model)
外国直接投资的各种优惠(Foreign－Direct－Investment Incentives)
税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哈特曼模型(Effects of Taxation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Hartman Model)
税收与国际资本配置：理论考察(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AIlocation of Capital：Theoretical Observation)
税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居住国税制的作用(Effects of Taxation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Role of the Home Country’s Tax Systems)
鼓励投资和创新的税收刺激(Tax Incentives for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税收刺激对投资的影响：经验模型综述(Effect of Tax Incentives on Investment：A Survey of Empirical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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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R. E. and D. W. Jorgenson, 1967, Tax Policy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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