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观点综述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552页（3774字）

【内容介绍】：

税收对(个人或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是通过税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的影响来实现的，这与税收对物质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相同。

换言之，个人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所获得的税后净收益，能否达到投资者满意的程度决定了个人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行为。

假定你现在面临一个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如上大学。

假如四年大学将花费B元，你毕业后的工作收益因此而增加C元。从你参加工作的年份起到你退休时的全部收益增加额累加起来，即∑C_t(t=1，2，…，n)，若大于B，你是否会上大学?请注意，你绝对不能依据∑C_t－B＞0这个条件做出决定。

因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不只是受教育期间所发生的成本，还应包括在此期间你所放弃的收入；而且当时你支出的货币如果存入银行还能按市场利率赚得利息。因此，你必须要计算将来工作收益的现值。

用PV₀代表第0年的现值，PV₀(C_t)代表从现在到第10年可获得收益的现值，则：

PV₀(C₁，C₂，…，C₁₀)=∑C_t／(1+r)^t (1)

式中，r=市场利率。如果PV₀(C₁，C₂，…，C₁₀)－B＞0，你当然要抓住这次投资机会。但还必须注意一点，你将来的工作收益现值一定是扣除了税收因素后的税后净值。

可见，税收通过影响将来工作收益的净值来影响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兹(Schultz，1961，p． 13)在研究人力资本投资时发现，美国的税收制度基本上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一种歧视。他指出，“我们的税法对于人力投资方面到处充满着歧视。虽然这种资本存量日益增多，而且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人力资本正如其他的可再生资本(reproducible capital)一样，会折旧，需要维护甚至报废，然而我们的税法对于这种情况却熟视无睹。”因此，舒尔兹认为，由于个人所得税没有像诸如公司税那样，允许一些费用扣除，将会减少个人的税后净收益，从而会抑制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

10年之后，舒尔兹的观点受到了鲍斯金(Boskin，1975)的批评。他利用个人一生收益最大化模型所做的研究表明，比例工资税对人力资本形成没有影响。

他指出，舒尔兹在研究人力资本投资时，认为缺乏可扣除费用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人们必须认识到，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成本是放弃的收入(forgone earnings)，而不是所支付的学费。倘若人力资本投资的总成本只包含放弃的收入，则在征收比例工资税制下，税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亦即比例工资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是中性的。这是因为，这种税收将使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与成本同比例下降，故如果人力资本投资的税前净现值是正的话，其税后的净现值也同样是正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罗森(Rosen，1980)对税收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即使人力资本积累的成本仅包括放弃的收入，也不一定得到税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是中性的结果。其原因主要是：第一，鲍斯金模型的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工作时数的供给是固定的，与净工资无关。这样，工作时数可以被认为是人力资本的“利用率”(utilization rate)：个人工作越多，利用率就越高，从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越高。

然而，在工作时数是内生变量的情况下，工资税也许会改变投资的收益，但不影响人力资本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税的中性结果将不复存在。

第二，鲍斯金模型忽视的另一个因素是人力资本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当一个人从事教育投资时，他或她根本不知道这种投资最终到底能增加多少收入能力。

可以证明，即使当工作时数与净工资毫无关系，但若人力资本的收益具有随机性，一般来说，比例工资税对于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也不是中性的。此外，罗森进一步指出，税收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不明确还由于有两个相互抵触的效应在起作用：一是鼓励效应，即比例工资税降低了人力资本的风险性，在个人是风险厌恶者的假设条件下，比例工资税具有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效应；二是抑制效应，即比例工资税会减少个人的财富，从而降低人力资本投资。

可见，由于上述两种相反效应的存在，如果不对风险厌恶随财富变化所发生的变化做出具体假定的话，就说不清比例工资税将如何改变人力资本积累。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界就税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埃顿和罗森(Eaton and Rosen，1980，p．705－712)、斯根兹(Sgontz，1982，p．99－104)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他们分别就风险确定情况、风险不确定情况以及人力资本成本不只包括放弃收入等不同的情况来分析税收对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得到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在风险确定、劳动供给固定以及人力投资成本只包括放弃收入的情况下，比例工资税对人力资本投资没有影响，而对工资所得和利息所得征收的－般所得税，会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在风险确定、劳动供给固定以及人力投资成本包括放弃收入和现金支出的情况下，比例工资税会抑制人力资本形成，而比例所得税对它的影响，则视n(人力资本投资所花费的现金支出占放弃收入的固定比例)=0、n=(1－t)²、n＞(1－t)²以及n＜(1－t)²(t=所得税税率)而定；第三，在风险不确定、劳动供给固定以及人力资本只包括放弃收入的情况下，比例工资税对人力资本投资会产生两种效应，即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前者增加风险性资产(人力资本)投资，后者会降低个人承担风险的意愿，最终要视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和个人是绝对风险厌恶者还是相对风险厌恶者而定。

罗森(Rosen，1980)根据威利斯和罗森(Willis and Rosen，1978)对个人就读大学概率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曾就美国的税收对就读大学概率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是累进所得税降低了就读大学的概率，亦即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了抑制效应。威利斯和罗森调查了许多影响个人就读大学的“背景变量”(background variables)，如宗教、在学考试成绩、父亲的职业等。此外，他们还发现，就读与未就读大学的未来工作预期收益状况对就读大学的概率产生很大影响。

表1表明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其中，变量g_c代表个人就读大学的预期收益增长率，g_nc代表未就读大学的预期收益增长率，y_c／y_nc代表就读大学与未就读大学的期初收益比率。罗森计算出征收联邦个人所得税所导致的g_c、g_nc和y_c／y_nc的变化率，并利用表1所列示的弹性，发现了就读大学的概率的隐含变化。具体来说，罗森利用他们的方法，依据他们提供的各变量的税前值，引入联邦所得税，计算出这些变量的税后值(为了计算应纳税额，这里假定这个人是已婚纳税人，有两个孩子，并且夫妇合并申报纳税)。

由于美国的联邦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累进税率制度，故此，个人所得税使g_c降低10．1%，使g_nc降低12．2%，使y_c／y_nc降低4．6%。把这些结果同表1中的弹性值结合在一起，结果表明联邦所得税使美国学生就读大学的概率降低了3．5%左右。罗森(Rosen，1980，p．174－175)认为，表1中的弹性值，其绝对值是很低的，故降低3．5%的结果应当说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表1 就读大学的概率对有关变量的弹性

。【参考文献】：

Boskin, M. J., 1975, Notes on the Tax Treatment of Human Capital, mimeo.,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s Research,Work Paper No.116, Stanford.

Eaton, J., and H. S. Rosen, 1980, Taxation, Human Capital, and Uncertain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No.4.

Rosen, H. S. , 1980, What Is Labor Supply and Do Taxes Affect It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No. 2.

Schultz, T. W., 1961, Invest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Sgontz, L. G. , 1982, Does the Inco me Tax Favor Human Capital? National Tax Journal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