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国际资本配置：理论考察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594页（12156字）
【内容介绍】：
本文将比较详细地解释税收制度对国际资本配置的影响。
首先阐示各类资本所得税对开放经济中的净资本输入的影响，然后分析来源国与居民国之间的潜在冲突以及国际税收协调的潜在收益，最后讨论世界经济一体化情况下缺乏资本输出中性和资本输入中性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并阐明决定这些损失大小的某些因素。
1．税收楔子与开放经济中的资本流动
资本所得税楔子对各个国家的储蓄和投资和各国间的资本流动具有重大影响。无论是在开放经济还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商业投资的税前边际收益率与储蓄者获取的税后边际收益率之间的总税收楔子是资本所得课税引起的资本市场扭曲和潜在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
倘若资本市场运行得比较平稳，这表明投资者受流动性限制的程度不大，这种税是以公司所得税的形式在企业层次上课征，还是以个人所得税或财富税的形式在个人投资者层次上课征，在封闭经济中都不是很重要。
其原因在于，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对于均衡中的资本市场来说，计划储蓄必须等于计划投资。因此，资本所得税不管是对家庭储蓄征税还是对商业投资的收益征税，都将抑制储蓄和投资。
总之，在封闭经济或者这种经济与国际资本市场没有关系的条件下，重要的问题是投资的税前收益与储蓄的税后收益之间公司和个人的总税收楔子。在图1中，Ⅱ曲线表明的是投资的税前收益率，该曲线向下倾斜表明随着投资增加，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
SS曲线表示私人储蓄对储蓄的净边际收益率的反应，假定税后收益率越高，储蓄水平越高。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资本市场也许在A点出清，在该点，意愿雏形等于意愿投资。然而，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投资的税前收益率与储蓄者获得的税后收益率之间加进了一个楔子。结果，储蓄和投资的均衡水平相对于假想的无税情况而言可能要低。
我们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资本所得税的某些负担会向前转嫁到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因为较高的税前收益率反映出部分税收楔子。
图1 封闭经济中资本所得税楔子的影响
在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开放经济中，国内总储蓄不一定等于国内总投资，因为二者之间的差额可以通过资本输入或资本输出来消除。在这种情况下，总资本所得税楔子的构成对于税收制度对储蓄、投资和净资本输入的影响至关重要。
图2描述了小型开放经济(即国际利率r是既定的)的资本市场。
由于利息所得按照居民原则征税，当外国和本国的税前利率相同时，投资者获得相同的外国和本国生息资产的税后收益。在完全资本流动的情况下，本国税前利率将等于国际利率r。
对资本所得课征的个人税或个人财富税把私人储蓄者的净收益降低至国际利率之下，即图2所示的“储蓄税收楔子”。此外，公司来源所得的双重征税在利率与公司投资的必要税前收益率之间加进一个楔子，即图2所示的“投资税收楔子”。
倘若边际投资至少部分由股本融资，公司所得税率的单独提高将加大投资税收楔子，因而会降低国内投资和净资本输入，但提高公司所得税率不会影响储蓄税收楔子(当然，公司税率的变化也可能对国内储蓄产生间接影响，因为这会影响到私人收入和财富以及收入在代际间的分配)。相反，提高对资本所得课征的个人税将加大储蓄税收楔子，也会提高以保留收益融资的公司投资的相对赢利性，因而减小投资税收楔子。结果，提高个人资本所得税将增加资本输入。
图2 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楔子和资本流动
可见，这两种资本所得税收楔子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截然不同，而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正好相反。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在来自海外的税前利率既定的情况下，资本所有者在长期不承担投资税收楔子加大的负担，因为投资的税前收益率与投资税收楔子等量增加。然而，在税前利率既定的情况下，财富所有者将承担全部储蓄税收楔子增加的负担。
出于上述原因，图2所示的这两种税收楔子明确区分开来非常重要。在该图中，投资税收楔子假定是正的，但在有些情况下实际上也有可能是负的，下面我们就考察决定投资税收楔子的某些重要因素。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不打算讨论税收制度的全部细节，而且抽象掉外国直接投资，假定在本国经营的公司由本国家庭投资者所控制。在下列分析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p——公司投资的税前边际收益率(扣除经济折旧)
r——税前市场利率
τ——公司所得税率
m——资本所得的边际个人税率(对利息和股息课征的税率)
z——对股份的应计资本利得课征的有效个人税率
θ——每单位已分配利润中股东获得的股息
参数θ表明了股东的股息当中包括了可能的股息税抵免。
在古典公司税制下，不存在这种抵免，故θ=1；而在归属税制下，θ＞1。应当指出，θ等于股息加上对这笔所得课征个人税之前的税收抵免。
我们首先推导边际公司投资支出用债务融资时的投资税收楔子。
为了简化起见，假定税收上的折旧对应于实际经济折旧，额外一单位投资的应税净利润是(p－r)，因为利息支付是可扣除的。因此，额外一单位债务融资投资的所得，其公司税额(T)等于：
T=τ(p－r) (1)
只要额外投资的净利润是正的，公司及其所有者增加投资支出就合算。因此，公司将从事债务融资的投资，直至边际投资项目的净利润等于零为止：
p－r－T=0 (2)
我们把(1)式代入(2)式并加以整理，得到债务融资情况下投资税收楔子(p－r)的简单表达式：
p－r=0 (3)
我们从(3)式可以看出，当税收上允许的折旧与实际经济折旧一致时，投资税收楔子将为零，公司税制对投资没有扭曲性影响。
在实践中，很多国家都实行了加速折旧，从而投资税收楔子可能是负的，因为慷慨的折旧扣除就是一种税收补助。
一般来说，提高折旧扣除率总会减小投资税收楔子，与投资融资的模式无关。但是，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仍然假定税收上的折旧与实际经济折旧一致。
现假定以新发行股份为边际投资融资。
就愿意向企业注入额外股本的股东而言，以后增加的净股息(扣除缴纳的公司税和个人税)至少要与税后利息所得一样多，否则，股东还不如把他们的资金投资于生息资产。因此，边际公司投资的必要收益率可以从下列条件推导出来(为简化起见，我们抽象掉股份投资的必要风险酬金)：
(1－m)θp(1－τ)=r(1－m) (4)
左式表明的是额外股份投资的税后股息并考虑到可能的股息税收抵免，而右式表明的是投资于股份而非(比如说)债券所放弃的税后所得。
整理(4)式，我们发现了以新发行股份融资情况下的投资税收楔子：
p－r=r［1－θ(1－τ)］／θ(1－τ) (5)
我们从(5)式可以看出，公司税率τ越高，投资税收楔子就越大，而公司－个人税一体化程度越高(θ的值越高)，投资税收楔子就越小。在古典公司税制下，对股息的双重征税程度没有减轻，θ=1，(5)式简化为：
p－r=τr／(1－τ) (6)
相反，在完全归属税制下，对股息课征的公司税完全免除，则
θ=1／(1－τ)
根据(5)式，投资税收楔子将不复存在。
最后，我们考察边际公司投资以保留利润融资的情况。
这种边际投资对股东来说恰好刚刚值得考虑，即因保留而放弃的税后股息加上由此导致的股份价值增加而因付的资本利得税，恰好被股份的资本利得所抵消。
因此，倘若保留“Ⅰ”个额外单位的净公司利润引起一单位资本利得，该资本利得等于股东放弃的净股息1θ(1－m)加上他的额外资本利得“z”，意味着
Iθ(1－m)+z=1 (7)
此外，股东将要求额外公司投资所取得的税后股息(1－m)θpI(1－τ)至少等于生息资产的净收益：
(1－m)θpI(1－τ)=r(1－m) (8)
把(7)式代入(8)式，整理可得以保留利润融资情况下的投资税收楔子：
p－r=r［τ+z(1－τ)－m］／(1－z)(1－τ) (9)
在(9)式中，τ+z(1－τ)意味着公司税额与保留在公司中的额外一单位公司利润应纳的个人资本利得税额之和。从(9)式我们可以看出，当这种综合税额超过一单位利息所得的应纳税额“m”时，保留收益融资的公司投资的投资税收楔子是正的。
当古典公司所得税与综合个人所得税合并在一起时，有效资本利得税率等于边际个人所得税率(z=m)，我们很容易看出(9)式简化为(6)式，这表明无论是用保留收益还是用新发行股份筹措股本资金，投资税收楔子都相同。在大多数国家中，更为现实的情况是：应计资本利得的有效税率实际上是零(z=0)，在此情况下，(9)式简化为：
p－r=r(τ－m)／(1－m) (10)
因此，零资本利得税意味着投资税收楔子是正的还是负的，取决于公司税率是高于还是低于对资本利得课征的边际个人税率。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在表1中概括出某些重要的税收工具对小型开放经济中的储蓄税收楔子、投资税收楔子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可以看出，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关键取决于公司资金的边际来源。最现实的假设很可能是：边际投资支出是由债务和股本共同融资的，其中，保留收益通常是股本资金的最重要的来源。
为了分解公司所得税的效应，并在各国之间比较这些影响，在估计税收楔子时可以抽象掉个人税。
在这种情况下，图2所描述的储蓄税收楔子显然为零，总税收楔子将等于投资税收楔子，而投资税收楔子仅由公司税参数(诸如公司所得税率、折旧扣除率等)决定。因此，当个人税率为零时，投资税收楔子也可以称之为“公司税收楔子”。
应当指出的是，当供应公司资金的投资者是免税机构时，这样估计的公司税收楔子事实上对应于实际总税收楔子。
如前所述，区分储蓄税收楔子与投资税收楔子的重要性在于，在OECD国家，按照居民原则，利息所得通常要征税。在自由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税前利率在各国间趋于相同，因此，相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属于小型开放经济，来自海外的税前利率可以说是既定的。
表1 种税收工具对税收锲子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倘若按照纯粹的来源原则，对利息所得不征税，也就是说，如果居民国对来自海外的利息所得不征税，那么，资本流动反而会使各国间的税后利率相等。
在小型开放经济中，这意味着来自海外的税后利率而非税前利率是既定的。在图2中，储蓄的净收益是固定的，储蓄税收楔子增大就会提高税前国内利率(也就是说，图2中的r线会向上移动)。因此，在按来源地原则对利息所得征税的情况下，储蓄税收楔子和投资税收楔子都增大，就会减少国内投资和净资本输入，区分不区分这两种税收楔子无关紧要。
图2的简单分析重点放在开放经济，这种经济很小以致于对世界利率影响不大。这种状况符合大多数OECD国家的情况，但某些大型经济(诸如美国)的资本市场对国际利率水平的确有明显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证明，只要有效地利用居民原则对利息所得征税，储蓄税收楔子增大依然会增加资本输入，投资税收楔子增大仍然会抑制资本输入。
可是，同小型开放经济的情况相比，储蓄、投资和净资本流动对税收楔子变化的反应会减弱，因为这会导致世界利率水平发生变化。
2．降低对国际投资征收的附加税所产生的潜在利得
上一节探讨了一些重要的税收工具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本节则试图阐示国际税收协调如何有助于各国取得国际资本流动的更大的利益。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各国之间也可能发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使得各国政府难以在这种协调上达成一致。
为了简化起见，我们的分析集中于确保既定世界资本存量的有效配置问题上。这一问题主要与短期和中期有关，在这期间，通过储蓄流量总资本供给的增加相对于现有资本存量而言非常小，因此，假定总资本存流是固定的并非不可能。然而，如果储蓄对资本的税后收益率没有弹性，那么，下面得到的有关税收的福利效应结论从长期来看是有根据的。
本节分析的另一特点是假定各国通过改变其资本输出水平或资本输入水平，可以影响国际投资的收益率。在大型国家，这种假设显然是令人信服的，而且这对于一组合作国家(诸如欧共体成员国)来说也很重要。即使对于单个小型国家来说，下面的分析也比较重要，因为一家跨国公司即使位于一个小型经济国家，但规模相对于其经营所在的特定市场来说可能很大。
图3描述了对资本所得课征零税情况下来自国际投资的福利利得。为简化起见，世界经济划分为“国内经济”和“外国经济”。世界资本总存量由横轴的长度来表示，即横轴距离OO*。其中，国内投资者拥有的资本存量为OKd，外国投资者拥有的资本存量位O*Kd。投资于国内经济的资本以横轴从左至右的距离来测定，投资的边际生产率由曲线Ⅱ来表示，该曲线逐渐下降说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随着生产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而递减。
由于Ⅱ曲线上的某一点表明的是额外一单位资本投入所增加的国民产出，因此，该曲线之下的总面积表明的是国内经济的总产出。
同样地，投资于外国经济的资本以横轴从右至左的距离来测定，投资的边际生产率由曲线Ⅰ*Ⅰ*来表示，该曲线之下的面积表示外国经济的总产出。
图3 国际投资的福利利得
倘若没有国际资本流动，那么，国内经济的总投资就等于OKd，外国经济的总投资就等于O*Kd。在竞争的条件下，投资的收益率会反映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所以，国内投资者可能取得的收益等于垂直距离KdC，而外国投资者可能取得的收益等于KdB。
倘若国际资本是自由流动的，资本可能就会从外国经济流向国内经济，因为在这里可以取得更高的收益率。原则上，这一过程将持续下去，直至收益率相等为止。
因此，国际资本市场均衡位于图3中的A点，这两国共同的投资收益率是re，这时，国内经济从外国经济输入的资本数量是KdK0。
由于资本输入，国内经济的总产出增加，增加的幅度为KdCAK0的面积，而转移给外国投资者的利润仅为KdJAK0，从而国内经济因资本输入而获得的净利得是ACJ。
这种利得的形式是国内经济的实际工资增加，土地租金提高。其原因在于，国内生产的资本密集度提高了，必将提高劳动力和土地的生产率。
同样道理，外国经济损失的产出数量等于KdBAK0的面积，但另一方面取得了外国投资所得，数量为KdJAK0，从而外国经济获得的净利得等于ABJ。可见，这两个国家都从国际投资中获得的利益，世界经济的总利得等于三角形ABC的面积。
这说明，世界资本存量重新配置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导致世界产出增加。
然而，虽然国内经济得益于外国投资内流，但如果对输入资本的收益按适当的税率征税，国家还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如图4所示，曲线Ⅱ和曲线Ⅰ′Ⅰ′之间的垂直距离等于税率。站在外国资本输出经济的投资者的立场来看，如果外国投资者所缴纳的来源国税收不能抵免居住国税收，课征这种税就意味着资本输出的收益现在是由Ⅰ′Ⅰ′曲线给定。
因此，新的国际资本市场均衡位于G点，外国投资者所获得的投资净收益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外国都相同。在该均衡中，外国经济输出资本所获得的利益减少到BHG，而在以前无税均衡状态(A点)下，所获得利益等于AJB。
可见，征税之后，资本输出国遭受了数量为AJHG的损失。
图4 来源国税收对资本输入的福利影响
对于国内经济而言，征税之后，造成的损失等于ADE，因为资本输入下降了；而获得的收益是等于DJHG，因为就尚存的资本输入而支付给外国投资者的净收益减少了。
从图4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输入国选定了税率，以保证国家的收益是正的。
从整个世界经济来看，征收这种税会造成损失，其净损失等于AEG，这是资本输出国的损失与资本输入国的收益之间的差额。这种总体上的净损失表明世界总产出下降，因为外国投资者撤回其部分国际投资，尽管在海外可获得的边际税前收益率大于在居住国可能获得的税前收益率。
按照这种思路进一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资本输出国通过对外国投资收益征收特种税而使整个国家获得收益，但整个世界可能会遭受损失。
由于引起部分投资于海外的资本撤回，对资本输出征税可能会引起剩余的外国投资的税前收益率提高。如果税率的选择比较适当，结果可能是增加资本输出国外国投资的总收益(尽管投资于海外的资本数量可能下降)，引起世界资本存量错误配置。
图4阐示了对资本输入征收特种税的一个现实例子，即来源国对股息和支付给外国居民的利息征收预提税。至于上文提到的对资本输出征收的特种税，其形式也许是不彻底的国际双重征税免除。
此外，还有一种对资本输出课征附加税的隐蔽形式，即实行归属制的居民国常常对外国来源的利润分配不给予股息税免除。
本节的分析表明，从一个国家来看，各国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对国际投资征收这种附加税。可是，上述分析还表明，倘若来源国和居住国就降低跨国投资的这些额外税收负担达成一致，整个世界就会获得净福利利得。
3．资本输出中性与资本输入中性
除了上述所讨论的对国际投资征收特殊附加税问题之外，决策者还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选择适当的国际双重征税免除方法，以确保来源国和居住国竞争性征税不严重伤害跨国投资。
一般来说，只要来源国坚持按不歧视原则对在本国经营的外国资本征税，国际双重征税免除中的免税法就会实现所谓的“资本输入中性”；在资本自由流动情况下，资本输入中性的税制可能会使各国的储蓄税后收益率相等，从而会消除世界储蓄的国际配置扭曲。
另一方面，倘若国际双重征税免除采用的是完全抵免制(既没有延期，也没有外国税收抵免限额)，可能会实现“资本输出中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流动会使各国的投资税前收益率相等，从而会消除世界投资配置的扭曲。
可见，完全抵免制对国际资本配置的影响与基于严格的居民原则的资本所得课税制度相同，因为投资者的最终纳税义务总是由其居民国的有效资本所得税率决定的。相反，按照国际双重征税免除的免税方法，资本所得按照来源原则实际征税。
一般而言，无论是来源原则(免税法)还是居民原则(抵免法)，都不能消除国际资本配置的低效率。本节利用简单的图示阐述这两种税制下出现的福利损失。
为了集中分析资本输出中性与资本输入中性之间的选择，假定每一个国家对所有类型的资本所得只征收一种统一税，而且，税收上的折旧与实际经济折旧一致。这个假设意味着商业投资的税前必要收益率总是等于税前市场利率。
此外还假设，各国的资本所得税率不同，因为资本输出中性与资本输入中性之间的矛盾在税率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不会产生。
图5说明了在符合居民原则的资本所得征税制度下(或国际双重征税免除的完全抵免制度下)国际资本市场的均衡。我们再把世界划分为两类国家，即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储蓄和投资水平以横轴表示，储蓄和投资的收益率以纵轴表示；曲线Ⅱ和Ⅰ*Ⅰ*表明的是投资对税前利率变化的反应，而曲线SS和S*S*表明的是储蓄对税后利率变化的反应。
储蓄者把其储蓄从一个国家重新配置于另一个国家，直至其从国内证券与外国证券上所获得的税后收益率相同为止。在实行居民原则的情况下，当税前利率在各国之间相等时，这种资本市场均衡将会实现，因为储蓄者所面临的对国内投资和外国投资课征的税率都相同。
在图5中，通行的税前世界利率由a点给定。资本输出国的资本所得税率等于纵轴上的距离ab，而资本输入国的税率等于距离ac。
可见，在均衡税前利率a处，第一个国家的储蓄剩余(资本输出)正好与第二个国家的储蓄亏空(资本输入)相匹配。
图5 按居民原则对资本所得征税情况下因不存在资本输入中性而造成的福利损失
注：a=税前世界利率
b=资本输出国的税后利率
c=资本输入国的税后利率
S*e－I*e=Ie－Se=国际资本流动
S*e－S*h=Se－Sh=世界储蓄重新配置而提高的福利
通行的税前利率使得这两个国家的边际资本生产率相等，这表明世界投资的配置是有效率的。然而，世界储蓄的配置被扭曲了，因为储蓄的税后收益在两个国家之间是不同的。为了澄清由此给国际社会造成的福利损失，我们有必要较为详细地讨论对储蓄曲线的解释。
对储蓄收益征税以两种方式对储蓄者产生影响：首先，它降低储蓄者的当期收入和预期未来收入。这种所谓的收入效应并不代表给社会造成损失，因为与此同时，政府会得到一笔收入。第二，资本所得税降低储蓄的净收益，从而引起储蓄者在净收入既定的情况下以当期消费取代未来消费。税收的这种替代效应必将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因为即使假定政府会以一次性转让把税收收入返还给储蓄者，储蓄者的净收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储蓄净收益的降低仍然会迫使纳税人选择不征税情况下决不会选择的储蓄类型。
倘若图5中的储蓄曲线提供资本所得税的福利效应情况，就必须主要反映出储蓄净收益变化的替代效应。倘若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储蓄曲线的斜率必须反映出储蓄的补偿性利率弹性。如若政府的收入要求是固定的，情况也许就是如此，从而资本所得税率的变化大致会被其他税收或转让的变化所抵消。
在对储蓄曲线的这种解释既定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阐明储蓄净收益在各国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全球福利损失。在图5中，储蓄曲线上的每一点表明，储蓄者需要增加将来消费而愿意放弃额外一单位的当期消费。因此，储蓄曲线之下的总面积表明的是产生一定总量储蓄所必需的总补偿。倘若各国的资本所得税率相等，因而储蓄数量
会从资本输出国重新配置于资本输入国，资本输入国的储蓄者需要增加其未来消费，其数额等于gfShSe的面积，以便使其福利水平同原来一样。相反，资本输出国的储蓄者可能愿意放弃未来消费，其数额等于
的面积，以换取当期消费水平的增加。
可见，图5中两个三角形dgf和d*g*f*的面积之和表明的就是不存在资本输入中性所造成的全球福利损失。因为如果世界走向一种协调的资本所得税率，储蓄的净收益都相等，那么，这两部分之和代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中的储蓄者原则上愿意放弃的未来消费的数量。因此，如果这两部分之和所代表的未来消费在两个国家的储蓄者之间分割，双方都比世界储蓄重新配置之前的境况变好。
倘若储蓄曲线在初始均衡点变得比较陡直，说明储蓄对净收益率的弹性降低了，税后收益率均等化所引起的世界储蓄重新配置变小，则图5中的两个三角形dgf和d*g*f*的面积也变小。
换言之，储蓄对税后收益率的弹性越小，不存在资本输入中性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越小。
图6阐明了按完全来源原则对资本所得征税(或免税制)情况下的世界资本市场均衡。
在这种税制下，资本自由流动最终会储蓄形成一种通行的税后收益率，在图中比如是c，因而存在资本输入中性。可是，由于存在着资本所得税楔子，其数额在资本输出国为bc，在资本输入国为ac，则投资的必要税前收益率在各国间会有差异，因而违背了资本输出中性。
图6 按来源原则对资本所得征税情况下因不存在资本输出中性而造成的福利损失
注：a=资本输入国的税前利率
b=资本输出国的税前利率
c=税后世界利率
S*e－I*e=Ie－Se=国际资本流动
现在假定资本所得税率在各国之间得到统一，因而投资数量
从资本输出国重新配置于资本输入国。由于投资曲线上的任何一点表明的是额外一单位投资的边际生产率，故投资曲线之下的总面积表示的是一定总投资量所增加的总产出。
因此，世界投资的重新配置可能使资本输出国的产出产生损失，数额等于
的面积，而资本输入国的产出可能会增加，数额等于dfIhIe的面积。可见，图6中两个三角形dgf和d*g*f*的面积之和表明的就是世界产出的净增加，这是由投资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国家重新配置于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所致。
因此，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之和表明的是在初始均衡状态下不存在资本输出中性所造成的福利损失。
如果投资对利率一直缺乏弹性，那么，图6中的投资曲线可能会比较陡直，投资的重新配置和资本所得税率协调产生的全球产出利得会比较小。
可以说，投资对资本成本的弹性越小，缺乏资本输出中性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越小。。
【参考文献】：
外国直接投资的各种优惠(Foreign－Direct－lnvestment Incentives)
税收对外国投资的影响：哈特曼模型(Effects of Taxatiion on Foreign Investment：Hartman Model)
税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居住国税制的作用(Effects of Taxation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Role of the Home Country′s Tax Systems)
开放经济中公司所得税的若干理论与政策问题(Theoretical and Policy Issues of the Coprporate Income Tax in an Open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