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稳定器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1038页（9235字）
【内容介绍】：
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业已证明，纯粹的市场经济或其他没有指导的经济，不能自动地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水平稳定的目标。
这些目标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政府稳定政策的基本目标。稳定政策主要有两类，即自动的财政稳定器(automatic fiscal stabilizer)或内在稳定器(built in stabilizer)和相机抉择的财政稳定器(discretionary fiscal stabilizer)，这也是财政政策的两种方法。前者是由财政的内在变化所构成，是一种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公式可变性”(formula flexibility)的特殊形式；后者被称之为“财政参数变化”(fiscal parameter changes)或“人为决定”的变动。前者是国民收入体系中的内生变量，后者则是该体系中的外生变量。
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的自我调整特征表现出一种“自动性”，产生一种自动的阻止效应，抑制经济运行的上下波动。首先讨论自动的或内在的稳定器，并看看它们是如何生效的。
1．自动(内在)财政稳定器
按照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自动财政稳定器是指一种无需经常变动政府政策而有助于减轻收入和价格波动的经济上的减震器，是一种存在于预算结构之中发生自动反应的机制。自动财政稳定器可依据不同的标准分类，一种是从预算结构角度划分，一般分为税收自动稳定器和支出自动稳定器；另一种是从对可支配收入产生影响的程度划分，一般分为直接的自动稳定器和间接的自动稳定器。
税收自动稳定器 西方财政学家认为，国民收入的变化与由此而引起的税收收入的变化之间的函数关系，是内在财政稳定器的基础。在课税范围和税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预期要随着国民收入的变化而变化。
这种关系被认为是税收或税制的收入弹性，也可以称为边际税收倾向(MPT)或边际税率。用公式可作如下表述：
其中，T代表税收收入，Y代表国民收入，0代表基期，△代表变化(提高或下降)。
正如边际消费倾向(MPC)和边际储蓄倾向(MPS)表明了消费或储蓄与国民收入呈正向函数关系一样，税收收入也是国民收入的一个函数，是用“边际税收倾向”或“税收的收入弹性”概念来表示的。但是，MPT、MPC、MPS三者之间有些细微的差别：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MPC以递减的方式提高，MPS则以递增的方式提高，而MPT可能以递增的、不变的或递减的方式提高，取决于税收或税制的性质。
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T／Y)不变，也就是说，税收收入将以相同的比率提高。这说明，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变的单位函数关系。
第二种情况，如果税收收入的提高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提高速度，则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就会提高。这说明MPT＞1，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之间是一种递增的弹性函数关系。
第三种情况，如果税收收入增长的速度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表明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将趋于下降，则MPT＜1，这说明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递减的弹性函数关系。
图1解释了边际税收倾向MPT以及它与作为总体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的关系。
第一种情况描述的是比例所得税，MPT总是
。第二种情况表明的是累进所得税，MPT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而沿着该曲线从
上升至50%。第三种情况说明的是一种累退所得税，MPT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而从
下降至
。在这最后一种情况下，随着MPC越来越小，则MPS越来越大。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边际税收倾向为零(MPT=0)。这种情况只有在人均定额税制(lump sum per capita tax)下才会发生。由于这种税的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水平毫无关系，因而，这种税制的内在可变性也就成为零了(Herber，1971，p．466)。
图1 单位弹性、弹性＞1、弹性＜1的边际税收倾向
由于税基规模与国民收入呈正相关变化，所有税收都会展示出或高或低的内在可变性程度。累进税的内在可变性程度就很高，比例税的内在可变性就很低，而累退税就不适宜作为内在稳定器。当税收收入以“弹性”的方式反映了国民收入变化时(也就是说，在繁荣期间，税收收入的增加快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在衰退期间，税收收入的下降快于国民收入的下降)，以自动的财政稳定器为基础的反周期稳定政策，其潜在能量相当大。
例如，当来自私人部门的税收收入在周期上升期间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时，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将会提高，其结果将对私人部门的购买力产生一种“抑制”作用(dampening effect)，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减轻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相反，在周期下降期间，国民收入下降，“弹性”税收可能使税收收入的下降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下降速度，相对地给私人部门留下更多的购买力，从而对萧条时期的经济产生一种“减振”作用(cushioning effect)。
支出自动稳定器 表现在财政支出方面的自动稳定器，主要是转移支付计划，如公共救济款、对有儿童家庭的援助等社会福利计划以及失业救济金。在周期下降期间，由于国民收入下降，失业人数增加，转移支付数额就要增加。这就使得国民收入的下降不会像没有转移支付计划时那么大，从而对经济体系产生一种减振作用。相反，在周期上升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工作，国民收入随之增加，失业救济金等项支出减少。
这将对经济体系产生一种抑制作用，从而使国民收入的增加不会像在失业救济金不变的情况下那么多。
直接自动稳定器 这是指对可支配收入产生直接影响的自动稳定器，有时亦称为“一类”自动稳定器。相对来说，直接自动稳定器比间接自动稳定器更为重要，其中包括个人所得税、就业(工资)税、失业救济支付。
业已证明，个人所得税是最重要的直接自动稳定器，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西方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财政收入一般都在40%以上，它可以迅速反映个人纳税义务对总体经济活动的变化。预提征税方法对于取得这一结果相当重要。
第二，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结构提高了它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对经济下降的减振作用也很大。
就业(工资)税在预算的收入一方作为重要的自动稳定器，而失业救济支付在预算的支出一方作为重要的自动稳定器，二者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相互配合，具有强大的减振作用。在周期上升期间，随着劳动就业的增加，就业税收收入增加，而失业救济支付下降，从而相对地使私人部门的购买力下降，抑制了货币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在周期下降期间，随着非自愿性失业工人的增加，就业税收收入下降，而失业救济支付增加，从而通过增加私人部门的购买力，对经济衰退产生一种减振作用。
间接自动稳定器 间接的自动稳定器是指对可支配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的自动稳定器，有时亦称为“二类”自动稳定器。间接自动稳定器主要包括公司所得税和各项消费税。
间接自动稳定器在不严重的衰退期间作用很小，因为它们使私人支出增加的数量比它们使政府预算收入减少的数量实际上要少(Herber，1975，p．627)。
在间接自动稳定器中，公司所得税十分重要。在周期下降期间，公司利润下跌，公司所得税收入下降，从而推动联邦政府预算向赤字发展，增加社会总支出；而在周期上升期间，公司利润增加，公司所得税收入提高，从而使联邦政府预算产生盈余的能力，抑制一般价格水平上升趋势。
在五六十年代，从对美国联邦预算影响的数额来说，公司所得税是最大的自动稳定器。但是，由于公司所得税的收入易变性源于整个周期内的公司利润水平的变化，而不是源于税率的高度累进结构(Herber，1975，p．627)；又由于近十年来，公司所得税在收入方面已不是非常重要的税种，再加之它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间接的，因此，同个人所得税相比，公司所得税作为自动稳定器要逊色一些。
各种消费税的收入变化直接与总体经济活动的变化有关。在一般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加或减少意味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减。可支配收入增加或减少，意味着社会对应课征消费税的经济产品有更多或更少的购买。
由此可见，中央(联邦)政府的各种消费税与总体经济运行的周期变化呈正相关。
在西方经济学界存在着另外一种主张，即借助于所谓的公式可变性来扩展自动变化的范围(Musgrave and Mausgrave，1973，p．623)。
这个理论设想构建一个适当的所得税公式，使得税率的变化自动随着应课税所得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如果失业率每年超过6%，所得税税率可以自动降低(比如)10%；如果一般价格水平年上涨率超过6%，则所得税税率可以自动提高10%。
可见，这种理论把税率的变化排除在相机抉择政策之外，而把它作为自动体系中的一部分。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对通过设计一套正确的公式就能保证税率的适当变化的主张持怀疑态度。
关于自动财政稳定器的影响效果，一些美国经济学家(Lewis，1962)认为，自动稳定器使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济紧缩，无论是持续时期还是严重性都有所限制。埃尔伯特等经济学家就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消费税、工资税以及美国联邦政府的失业保障支付等基本载体，分析了自动稳定器的反周期影响，结论是它们的作用非常明显：在1948年至1960年期间，它们使美国战后第一次三年经济衰退时期的收入平均少下降了36%～52%，而使战后第一次三年经济扩张时期的潜在收入平均少增加了25%～40%(Eilbott，1966，p．450－465)。
而且，公共部门越大，税率越高，财政的内在稳定作用就越大，从而对相机抉择措施或财政参数的变化需要就越少。
但是，西方经济学家对政府过分依赖自动稳定器提出了警告。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税收－转让制度的任何内在变化，充其量只能使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减幅。也就是说，财政制度的内在可变性或自动反应，不可能彻底地消除经济的不稳定性，只是有助于经济稳定的实现，或缓冲了经济活动的波动振幅。
尤其在经济处于萧条时期，自动稳定器的反应比较缓慢，而且刺激效果不强，阻碍了就业的恢复，必须要有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或财政参数的审慎变化。
2．相机抉择的财政稳定器
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措施指的是政府为了补偿未预料到的总体支出变化而采取的行动。
其形式既可以是改变税制，也可以是变换转让制度，还可以是改变政府对商品和劳务以及其他方面的支出(Rolph and Break，1961，p．511－512)。当稳定政策包含了特别慎重的税收和(或)支出变化以取得总体经济目标时，它就被称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Herber，1975，p．569)。
用马斯格雷夫(Musgrave and Mausgrave，1973，p．615)的话说，“就支出方面来说，扩张性的财政参数的变化(也可以说成是‘相机抉择’变化)，既可以用引进一项新的支出计划，也可以用扩大一项原有的支出计划来实现……。从其相反的方面来说，一项财政参数的变化，既可以是一项原有税收的取消，也可以是税率的降低。相应地，限制性财政参数的变化，包括支出计划的终止，或者提高税率”。
相机抉择的财政措施，通过财政乘数的作用，对经济运行有强大的稳定作用。
例如，政府降低税率的措施，将会导致国民收入的成倍增长，继而使税收收入大量增加；同样地，政府增加可耗性支出或转移支付，也会导致国民收入的成倍增长。但是，由于在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税收收入也会随之增加，相应地减少一部分可支配收入，因而在相机抉择财政措施内部会出现一种自我抵消效应。
政府的财政乘数是重要的相机抉择财政稳定器，它的稳定作用与边际税收倾向有直接关系。像储蓄杠杆一样，税收在国民收入流中也可以起一种杠杆作用。
这一点可以用边际消费倾向、边际储蓄倾向和边际税收倾向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说明。在一个封闭性经济中，没有政府，乘数值是K=1／(1－MPC)=1／MPS。如果政府也存在，政府就要课税，该乘数值K成为：K=1／［1－MPC(1－MPT)］=1／(1－MPC+MPC·MPT)。为了简化起见，假定经济中的MPC是0．80，社会储蓄全部都被税收取走，因此，MPT是0．20。
当仅考虑储蓄杠杆时，乘数值是1／0．20=5；当只考虑税收杠杆时，乘数值为1／(0．20+0．80×0．20)=1／0．36=2．77。边际税收倾向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当乘数是5时，政府增加100个货币单位的支出，将导致国民收入增加500个货币单位；而乘数为2．77时，它所导致的国民收入增加量仅为277个单位。
相机抉择的财政措施所具有的稳定作用，是通过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来实现。
而不同的相机抉择措施，或者说，选择不同的政策载体，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下面我们就增加总需求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及其措施选择作一简要分析。
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增加总需求，扩大国民收入的财政政策可以采取三个典型的措施。对此，我们借助图2来比较分析这些措施。
在图2中，与初始设定的财政支出水平G0′对应的国民支出曲线是(C+I+G0′)，而与初始税率表对应的国民收入曲线则为R0R0。这里再进一步假定，为实现充分就业，国民收入必须是OXf。按照既定的税率表，与OXf对应的可支配收入是OD1；而按照既定的财政支出水平，与OD1对应的国民支出是D1Q。因而，国民支出使充分就业国民收入下降E1Q。
这样，在这两者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差额，通常称之为“通货紧缩缺口”。由于这个缺口的存在，均衡国民收入就不是Oxf，而是由R0R0曲线与(C+I+G0′)曲线的交点E0所决定的OX0。
图2 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
现假定在上述情况下，实现充分就业是财政当局的首要任务。
要实现充分就业目标，财政当局可以利用三个典型的方法。
第一是假定税率不变，增加政府支出。这时，财政支出必须根据QE1(=E0P)的大小来增加，使新的国民支出曲线(C+I+G1′)在XfK曲线上与R0R0曲线相交。
第二个方法是假定政府的财政支出不变，采取减税政策。这时必须降低税率表，使新的国民收入曲线R1R1在XfK曲线上与(C+I+G0′)曲线相交。
在这一政策下的新的均衡点是E2。第三个方法是扩大平衡预算的政策。
为了使新的国民支出曲线(C+I+G2′)和新的国民收入曲线R2R2在位于E0正上方的XfK曲线上相交于E3点，就必须根据E0E3的大小来增加财政支出，同时还必须相应地适当提高税率。
上述三种典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财政支出、税收和财政盈余(或赤字)来说，其各自的实现途径和程度是不同的。
首先比较财政支出规模发生变化的情况。在扩张的平衡预算政策情况下，新的财政支出额是FE3；在支出扩张政策的情况下，新的支出额是FP；而在减税政策的情况下，新的支出额是和过去一样，仍然是FE0。
因而，无论是扩张的平衡预算政策还是支出增加政策，都需要有更大的财政支出，而平衡预算政策所需要的财政支出可能更多一些。也就是说，为实现一定的充分就业国民收入所需要的财政支出数额是不同的，或者说，充分就业产量在公共部门和民间部门间的分配比率因采取的政策种类不同而异。
其次比较税收发生变化的情况。在扩张的平衡预算政策下，新的税收收入为E3K；在支出扩张政策下，新的税收收入为E1K；在减税政策下，新的税收收入为E2K。可以看出，还是在平衡预算政策下，税收收入最大，在支出扩张政策下次之。可见，政策不同，征税数额就不同。这表明在充分就业国民收入中，不同的政策措施，影响着民间部门实际得到的可支配收入的大小。
最后比较财政盈余大小的情况。为了阐述简明扼要，一开始就假定了财政处于平衡状态。所以，无论是减税政策还是支出扩张政策，都会产生预算赤字。
前者的赤字额是E2K－ME2=NE2－ME2=NM，后者的赤字额是E1－JE1=UE1－JE1=UJ，而NM＞UJ。由此可见，在预算平衡的情况下(税收额E3K与支出额FE3当然是相等的)，减税政策最容易使财政收支状况恶化。
上述三项基本措施是用来对付经济不景气的，故在第二次世界前后，为各国政府普遍采用。这种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理论表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途径不只一条，并不仅限于上述三项措施。图2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为了将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到0Xf，其基本条件是使国民收入曲线和国民支出曲线在XfK曲线上相交；政府通过改变财政支出和税率等，形成许多满足这个条件的政策组合。如果同时采用适当的减税和支出扩张两种方法，就能在E1E2线段上的任意处设置均衡点。如果适当增加支出和轻微增税组合，也能在E3和E1之间确定一个均衡点。而且，要在增加财政盈余的同时达到充分就业，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不是不可能的。增税和支出增加的组合，可以使均衡点处于E3的左方；而减税与支出减少的组合，可以使均衡点处于E2的右方。
由此可知，在某种意义上说，三种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措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
从政策论的角度出发，有必要说明一下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理论的意义。如果将稳定的充分就业比作登山者要攀登的山顶，那么，这个理论就告诉我们，有许多条路可以通向顶峰。
只要通途不止一条，登山者就可根据路途的艰险程度、沿途的风光秀色等种种因素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同理，财政当局不仅要考虑充分就业之外的政策目标，而且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至少要选择那些对于实现目标其妨碍性不大的财政政策措施，特别是要注意财政支出的规模和构成。当政府确认不希望财政支出扩张时，减税政策就应当起主要作用。相反，当充实社会公共投资是当务之急时，就应当把财政投资作为扩张政策的主要内容。
相机抉择的财政自动稳定器也有其局限性。现行经济情况的正确判断是采取相机抉择财政措施的必要条件。
但是，如果决策者对经济正在发生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判断不准确以及缺乏必要的信息资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出来的相机抉择的财政措施，有可能加剧不希望出现的趋势。有些经济学家总是看到即将来临的经济衰退，而有些经济学家又总是担心过高的通货膨胀，政府在这种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不会制定出良好的财政措施。
所以，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的看法是，无论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措施，还是自动稳定器，都是经济运行所必需的。
它们之间没有抵触，而是相互补充。用罗尔夫和布莱克(Ro1ph and Break，1961，p．517)的话说，“相机抉择政策对于有秩序的经济生活来说是必要的，自动稳定措施也是必需的。认为这两种政策方法会有抵触的思想是错误的。
”财政乘数(Fiscal Multiplier)
财政政策与经济稳定(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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