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孙中山辞典》第596页（792字）

旧称同光新政。

19世纪60－90年代清朝政府部分官僚学习和引进西方资本主义“长技”以维持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派官僚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从60年代初始，与因循守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官僚倭仁、徐桐、李鸿藻等开展斗争。在英、美、法援助下，购买洋枪、洋炮、洋船，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从60年代初至70年代，又以“自强”为标榜，先后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松江弹药厂、苏州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各省机器局等近代军事工业。

并为扩展洋务之需，举办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训练新式陆、海军，在天津、上海、广州、福州、北京等地成立洋枪队。

为解决资金、材料、燃料和运输，在“求富”憧憬下，70－80年代先后以官督商办方式，创办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唐山至胥各庄铁路、热河平泉州铜矿、天津至山海关铁路等，还以官商合办方式创办一批工矿企业。洋务事业对中国近代工业有倡导作用，对外国侵略有抵制之意。但技术和原料依赖外国，加深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控制。又因其封建性、垄断性和买办性，阻碍民族资本的发展。

洋务运动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宣告破产。孙中山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对“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给予充分肯定，但他认为“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事，“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孙对李鸿章等洋务官僚深感失望。他说：“在英国，有人以为只要能说服李鸿章等人，使他们相信铁路、电话、欧洲陆军和海军组织等的效用，启发中国人民，并设法把整套文明机器输入中国，那么中国的新生便会开始，这真是和使吃人的野兽改用银制餐具，想藉此把它们改变成素食者是同样的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