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反革命集团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宋庆龄辞典》第266页（1573字）

又称“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为核心的反革命集团。其首领是江青，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进行阴谋活动。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江青打着“文艺革命”、“戏剧改革”的旗号，到上海活动，与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拼凑写作班子，起草批判吴晗编写的《海瑞罢官》历史剧的文章。1965年11月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跃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和成员，初步形成帮派的核心。他们利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采取合法和非法的、公开和秘密的各种手段，拉帮结派，进行反革命活动。初期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疯狂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了大批冤案和假案；提出“文攻武卫”、“砸烂公、检、法”、“揪军内一小撮”等口号，煽动武斗，造成全国大动乱，并在乱中夺权。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2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四人帮”形成。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江青等摇身一变成为反林“英雄”。1973年秋他们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下半年在四届全国人大筹备期间，江青等派王洪文赴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的状，以实现由他们“组阁”的阴谋。

由于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明确批示不要由江青“组阁”(当后台老板)，指出“江青有野心”并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所以阴谋未能得逞。1975年冬江青反革命集团操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诬陷邓小平及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使全国再度陷入动乱。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将南京、北京等地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诬为“反革命事件”。

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终审判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也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宋庆龄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深恶痛绝。

1977年以后宋在十几篇文章、讲话中都提到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许多方面揭露他们的罪行和危害。

1978年1月宋在《祝贺〈中国妇女〉杂志复刊》中指出，《中国妇女》杂志“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1967年停刊”。4月宋在《祝贺〈儿童时代〉复刊》中又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儿童时代》很长时间没有能够出版”。

1978年6月宋在《为人民服务四十年》中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百般破坏，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成就，诬蔑我们举办的某些事业是‘修正主义的样板’，迫害我们的工作人员”。10月宋在给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的祝词中说：“长期以来，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肆虐下，少年儿童读物的作者、出版编辑人员有许多‘不敢’，至今不少同志尚是心有余悸”。1981年1月宋在《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中谈到对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看法，说“我们耳闻目睹了法庭上出示的一桩桩铁证。那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和详尽的材料，证实了这一伙罪魁祸首是如何把我们的国家和事业推到了毁灭的边缘。

在审判过程中，我们还了解到他们是如何诬陷、迫害一些最优秀的革命家和一大批好同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