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584页(826字)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子(生卒年不详),即杨朱,先秦典籍中又称阳生、阳子居。
活动于鲁、宋一带。
继承并发挥了老聃的“摄生”观点,极为重视珍爱个人生命,主张“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提倡“不入危域”,“不处军旅”,反对墨子的“兼爱”和儒家的伦理学说。未有着作传世,《列子·杨朱篇》系后人伪作。
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儒家思想并未为世人普遍认可,其影响似不足以与杨朱、墨翟抗衡,故孟子有言:“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社会思潮动向深感不安,认为杨、墨之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孟子·滕文公下》),不可坐视等闲。对于杨、墨之言将威胁圣人之道与儒家伦理,孟子有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估计,“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以捍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下》),辟邪说为己任,对“为我”而“无君”,“兼爱”而“无父”的杨朱、墨翟口诛笔伐,而对杨氏之批判,言辞尤为激烈,指出:杨子主张为我,连拔一根汗毛就有利于天下的事,都不肯干。
形象地揭露了杨朱思想的极端利己主义的本质。孟子每谈“杨”,必及“墨”,比较而论,认为杨子“为我”、墨子“兼爱”,两种思想各走极端,皆不容于儒家仁义之道,而“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
”(《孟子·尽心上》)按:子莫,赵岐注:“鲁之贤人也。”执中,主张中道,即折衷杨墨之道。孟子认为,子莫的主张近似儒家,但又批评他“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上》),即不懂权变,没有灵活性,过于执着。这样,便有害于仁义之道,有“举一而废百”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