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论衡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298页（1275字）

近人章炳麟撰。

一九一〇年在日本排印出版。收入《章氏丛书》第十三至十五册。另有民间庚辰(1940)印制华西大学国学丛书本《国故论衡疏证》。《国故论衡》分上中下三卷。

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大抵根据声韵转变的规律，探语源，明流变，考证颇为详核。

下卷论诸子学，共九篇，通论诸子哲学的流变，推崇道家，谓儒、法皆出于道家。中卷论文学，共七篇，篇名为：《文学总略》、《原经》、《明解故上》、《明解故下》、《论式》、《辨诗》、《正斋送》。

章炳麟的许多重要的文学观点都反映在这七篇文章中。《文学总略》总论古今人对文学一词的看法并加以总结，批评阮元的《文言说》和西欧文学理论中的强调感性特点，于是追溯到文学义界较早的主张，并以文字学为文学的基础，提出作者对文学概念的界定：“文学者，以有文字着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种广义的文学概念，抹煞了学术着作和文学的区别，忽视了文学本身的特点。《文学总略》论诗歌和文学创作，从古文字学出发，认为“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文，皆文字所专属也，以是为主。故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反对曹丕的“文气说”和王充《论衡·佚文篇》中提倡的“文德说”，把文字看得比“文气”更重要，以为治文学应推“修辞立诚”为首，考究“文气”之类只是“末务而已矣”。

《辨诗》广论一切韵文，着重阐述诗赋的流变发展。

认为诗起自民间，“兴于巷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诗歌应该抒发性情，承传《毛诗序》、钟嵘《诗品序》的观点，倡导言志抒情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此吟咏情性，古今所同，而声律调度异也。”认为诗歌创作“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性情，喜杂书，则诗衰。”强调创作要有真情实感，反对大量用典。

显然，这些见解都有合理的一面，但也失之偏激。

《辨诗》中对唐代某些诗人的错误评论，即源于这种偏激的文学主张。

《辨诗》评论历代诗人诗作，极力肯定《诗经·国风》和汉魏某些作家：“独风有异，愤懑而不得铮，其辞从之，无取一通之书，数言之训，及其流风所扇，极乎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刘琨、郭璞诸家，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这里肯定了诗歌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人们的悲愤。

《辨诗》从诗应该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观点出发，对于曾国藩为首的封建文人提倡反动诗潮作了批评，“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鹜逐……盖自商颂以来，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也。”《辨诗》对玄言诗、宫体诗都表示鄙夷。痛斥宫体诗：“梁简文帝初为新体，床第之言，扬于大庭，讫陈隋为俗。”《辨诗》对“建安风骨”优良的文学传统也给予肯定：“陶潜皇皇，欲变其奏，其风力终不逮。”《国故论衡》是一部学术着作，反映了作者章炳麟的文学主张，其中既有积极可取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对历代散文、诗赋的评价，大抵于论辩之文尊晚周，于诗赋推重汉魏而薄中唐以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