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352页（878字）

流行于清代中叶至晚清的词学流派。

由江苏常州人张惠言、张琦兄弟等人所开创而得名。嘉、道年间，由于浙派词尊崇南宋词的修辞，逐渐陷入偏重技巧的弊病，内容明显流入枯寂。张惠言等人为了纠正浙派之弊，主张改宗北宋，推尊周邦彦和秦观，重视内容的意趣。与张氏兄弟同乡的黄景仁、恽敬、李兆洛、陆继辂等人起而响应，于是常州派兴起，成为晚清统治词坛的唯一词派。

论词主张，在张惠言所辑的《词选》自序中云：“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

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

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强调作词要“意内言外”，寓意深刻，重视性情和词的“美刺”作用。因而要求运用风骚中的比兴手法。其后，周济由比兴而发展为“寄托”，反对浙派词的寄兴不高，主张“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要求词要善于比喻，有所寄托，才能“入”于自然高妙之境。

但又主张不专以寄托为能事，要求寓意若有若无，能启示读者以丰富的联想谓之“出”。发展了常州派的理论，扩大了常州派的影响。清末民初，号称四大词人的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叔问，以及冯煦、徐珂、邵瑞彭等人，继承常州派的理论而发扬光大。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和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是常州派词论的终结。主张作词要贵“沉郁”，要有“重、拙、大”三要。要突出比兴，讲求寄托和词的特性。

要以寓意为主，而又有温柔含蓄的情感，沉郁夸大的风格，隽永的情趣。排斥作品风格的多样化，并否定“赋”这种手法的重要意义，表现了他们在艺术创作上的狭隘见解。

他们的作品内容比较隐晦，往往在拟古中寻求微言大义，不免穿凿附会。

常州派在词集的整理上，如王鹏运校勘的《四印斋所刻词》、《四印斋宋元三十家词》和朱祖谋的《疆村丛书》等，以搜辑之勤，校勘之精，探讨之深，贡献较大。造成晚清词的一度繁荣，故有词的“中兴”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