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事增实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403页（1383字）

这是王充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评。

语出《论衡·艺增》：“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着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

”王充说的文是广义的，泛指学术着作，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王充生活的时代盛行谶纬迷信之学；在学术着作中，“奇怪之语”“虚妄之义”，“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

为虚妄之传。”(《论衡·对作》)也颇为流行。面对这种文风，王充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认为“言事增其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是不依据事实的随意夸大，是任意的胡编乱造，是“失本离实”的虚妄之言，有损于事物的真美。王充说自己《论衡》的写作宗旨是：“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又说：“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也。”(《论衡·对作》)“疾虚妄”“务实诚”是王充写作《论衡》一书的目的。他反对言过其实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王充反对“言事增其实”的文风，实际已经接触到文学创作上的夸张虚构问题，涉及到文学创作中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关系的理论问题。

王充的所谓“增”即增饰、夸饰，是从“言事增其实”中总结出来的。在《论衡》中有三篇，即《语增》、《儒增》、《艺增》是专门讨论增饰的。《艺增》对经书中的夸饰，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夸张的语言和描写对于喻事、颂美、刺恶都有积极的作用，可以“令怳惑之人，观览采择，得以开心通意，晓解觉悟。”并提出“增”不能“失其本”、“离其实”的原则。他举《诗经》中“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为例，说“言其‘闻于天’，增之也。

”又说，“诗人或时不知，至诚以为然；或时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他还举《诗经》中“维周黎民，靡有孑遗”为例，说“言无孑遗一人，增之也。”“而言‘靡有孑遗’，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从王充对《诗经》中某些夸饰的分析看，他对孟子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对于文学创作中的夸张虚构手法是有所认识的，认识到了文学上的夸饰使事物的本质更加突出更加鲜明，使其文更有说服力。但是，王充的认识局限很大，他在《语增》、《儒增》中，对于儒书，诸子中的夸张及其一些神话传说，大都采取批判的态度。如在《对作》篇说：“《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这批判显然是片面的。

王充认识上的这种矛盾，反映了他对文学性质特点的认识不清，他用生活事实代替艺术真实，过分地强调了生活事实，还没有真正理解艺术创作中夸张虚构的重要意义。

王充关于夸张虚构的观点，对后世的影响即有消极方面，也有积极方面。

晋代的左思反对文学创作上的夸张虚构，批评汉赋“子辞则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他主张“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三都赋序》)他自己创作《三都赋》则是：“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左思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显然深受王充的影响。刘勰论述文学的“夸饰”方法时提出“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的原则(《文心雕龙·夸饰》)，这明显地是王充的“增”不能“失其本”、“离其实”的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可见，王充的“言事增实”的观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