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则鸣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479页（717字）

唐韩愈提出的关于作家生平际遇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的见解。

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认为，人们创作文学作品，发而为言辞，是因为其心中郁结着不平，或处于不合理的社会地位，或遭遇不公平的生活境遇，是有所不平而鸣。他指出了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自身遭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了现实主义文学产生的某种规律性。在封建社会里，人们的才能得不到施展，正义得不到伸张，人民的苦难得不到解除，于是，那些有才华，富于正义感，同情人民的文学家锐敏地感受到那一切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其歌也有恩，其哭也有怀”，反应出真挚而激越的感情，这就是不平之鸣。韩愈还指出，各个时代的优秀诗人、作家都是历史上的善鸣者：“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汉之时，司马迁、司马相如、杨雄是最善鸣者；唐代，“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

这些善鸣者的共同特点，是以其作品反映现实世界存在的种种矛盾与不平，表达对不公平的现实世界的反抗与不满和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可见，不平则鸣实际上概括了文学反映现实中的矛盾斗争这样的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继承了司马迁发愤着书的思想。韩愈还说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这可以和不平则鸣说互相印证。后来，欧阳修发挥了韩愈的思想，提出“诗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

不平则鸣说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在文学理论史上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