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外有事，诗中有人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634页（1067字）

指诗歌创作要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要表现作者独特的精神面貌。

语出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与梁启超书》亦说：“意欲扫去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他日，移之与他人。”黄遵宪生活在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与鸦片战争前的闭关锁国的封建帝国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他说；“今之世异于古”。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他要求诗人“通情阅世”、“识时知今”，“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他的这一理论主张。

他的许多诗都写耳目所历。如《今别离》四首，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四事，反映了近代社会出现的新事物、新文化，表现出了一种新的思想感情。

他的许多诗都是“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与梁启超书》)。

如《度辽将军歌》、《哀旅顺》、《台湾行》、《出军歌》等诗篇，以中日战争为题材，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就是黄遵宪所说的“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这就是“诗外有事，诗中有人”的具体内涵。

黄遵宪要求诗歌为事而作，反映现实生活，抒发诗人对社会时代的深切感受，表现作者自己的性情，这种理论主张虽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有密切关系，但这样具体地把诗与社会生活的脉搏紧紧联系起来，却是前人所不及的。

这种诗歌理论与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改革主张相适应，是黄遵宪进步的政治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尊古、拟古的风气作了尖锐批判：“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但黄遵宪并不一概反对传统。在艺术表现方法方面，他要求利用古人的优秀传统，力求变化多样：“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人境庐诗草自序》)总之，对于古代的东西要批判地吸收，“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结合“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创造出“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同上)，可见，黄遵宪所说的“诗外有事，诗中有人”，既包括了诗歌对现实的反映，也有继承前人的艺术经验、创造出自己的艺术个性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