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产党人的诗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四卷诗歌卷》第16页（1035字）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很重视革命文学的建设。1922年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增辟“革命文艺”栏目，开始刊登具有革命鼓动内容的诗歌。1923年以后，早期共产党人在《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发表文章，倡导革命文学。1923年，《中国青年》第7期刊出邓中夏《新诗人的棒喝》，第8期刊出恽代英《八股?》，第10期刊出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第11期刊出肖楚女《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1924年，《中国青年》第17期刊出远定《诗与诗人》。同年，《觉悟》上刊出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这些文章都论及了新诗的发展和建设。早期共产党人注意批评那种脱离社会实际的诗风。在《新诗人的棒喝》里，作者期望那些“混沌的欣赏自然”、“肉麻的讴歌恋爱”、“想入非非的赞颂虚无”，而又挂着“新浪漫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招牌的诗人能够猛醒，做个注意社会问题的有价值的新诗人。早期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效用，反对艺术至上。邓中夏贡献给新诗人的就是“文学为工具”说。他认为文学是激动人们感情，提高群众革命觉悟的“最有效用的工具”。恽代英明确要求新文学“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邓中夏也要求新诗人，首先“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多做些史诗，以惊醒已死的人心，使人民具有为国牺牲的精神。这类诗歌要立意深刻，体裁壮伟，气势磅礴，词句警动。其次，“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暴露社会的黑暗，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以达到迅速“改造社会的目的”。这类诗要写得可歌可泣，真切感人。早期共产党人还认为，坐在深阁的安乐椅上做不出革命的诗歌。他们坚信“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强调文学创作要源于生活。他们提出“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亲历其境，才能创作出深刻动人的革命诗歌。沈泽民说：“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入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新诗人只有参加革命实践，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情绪，成为“民众情绪生活的组织者”。邓中夏还以自己写的《莽莽洞庭湖》两首诗为例，说明源于生活的诗作才使“朋辈为之感动”。但早期共产党人在强调新诗的社会效用时，努力使艺术意识政治化，却忽视了诗歌的艺术特征，对新诗的发展也否定过多，诸如对《繁星》《雪朝》《渡河》等诗集，也都作了不尽妥当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