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姆　逃避自由　1941(1)

出处：按学科分类—综合性图书 江西人民出版社《西方心理学名著提要》第312页（14302字）

埃利希·弗罗姆(Erich Fromm，1900～1980)是本世纪着名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中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影响最大的人物。他总是热切地关注着现代人所遭遇到的各种困境，试图以其创立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达到改善现代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的目的。

弗罗姆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商人家庭。22岁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正规训练。1925年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1930年在弗洛伊德主办的《意象》(。Image)杂志上发表关于基督教义的演变及宗教的社会——心理功能的精神分析的长篇论文。1934年随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一起离开纳粹德国，迁往纽约并入美国藉。在美国，他从事了广泛的教学、理论研究和精神分析治疗活动。他先后在哥伦比亚、耶鲁等大学任教，担任过着名的怀特精神医学研究所主任。1951年到墨西哥国立大学医学院精神分析学系任教授。1957年回美国，先后任密歇根州立大学、纽约大学教授。1980年80寿辰前夕在瑞士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弗罗姆着作甚丰，而且几乎每本书都是名着。主要着作有：《逃避自由》(1941)、《为自己的人》(1947)、《健全的社会》(1955)、《爱的艺术》(1956)、《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59)、《弗洛伊德的使命》(1959)、《超越幻想的锁链》(1962)、《人之心》(1963)、《对人的破坏性的剖析》(1973)、《占有还是存在》(1976)等等。

1941年，弗罗姆出版《逃避自由》一书，这本书使他一举成名，被人誉为运用精神分析于社会学的杰作。这本书一再重印，仅仅到1961年，就印了22次之多。在这本书中，弗罗姆提出了一个着名的观点：古代社会安全而不自由，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所以现代社会的人要逃避自由。正是这种逃避自由的倾向构成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

本书的内容包括前言、7章正文和一篇附录。7章正文标题为：自由——心理学上的问题吗?个人的脱颖而出与自由的模棱两可。宗教改革时期的自由。现代人自由的两个方面。逃避的心理机制。纳粹主义心理学。自由与民主。附录标题为：性格与社会过程。以下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一、问题与基本观点

要充分理解《逃避自由》一书的内容，我们必须特别强调这本书的写作背景。这本书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际。弗罗姆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十分强烈的学者，他本人作为德国犹太人又遭受纳粹的威胁，被迫流亡美国。法西斯主义对现代文明、对个人生命和尊严的威胁，促使弗罗姆去探讨与当时的社会危机直接有关的问题。他说，心理学家的当务之急是毫不迟延地对分析当前的危机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弗罗姆思考的问题是：自由民主的制度为什么会沦为极权主义制度?希特勒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狂热拥护，人们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屈从于一个凶暴的权威?这里面是否有心理学的问题?经济的、心理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在纳粹主义的崛起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以实际有效的行动战胜极权主义。

弗罗姆认为，正如不了解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就不能理解相应的心理现象一样，忽略了心理因素在社会演变过程中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所起的作用，也不能理解社会现象。一方面历史创造了人，另一方面人也创造着历史。揭示人的心理因素在社会进程中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所起的作用，是心理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强调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当时的社会局势，并不意味着过高估计了心理学的作用。因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是个人的欲望与恐惧、个人的激情与理性、个人的乐善好施或心狠手辣。要考察社会的动态过程，须先剖析个人心理的动态过程，正如要考察个人，须先把他放到造就他的文化背景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其心理基础，这一心理基础就是现代人的性格结构，而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又是现代人所处的特有困境造成的。

弗罗姆认为现代人的特有困境就在于资本主义的自由，这种自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解除了传统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种种束缚，个人获得了独立；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又使人感到不安全，感到孤独和恐惧。传统社会安全而不自由，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正是这种不安全的自由使人产生种种逃避倾向。人在孤独恐惧的困境中，会不由自主地屈从于一个权威，甚至在权威的感召下，去虐待、侵略和破坏。这正是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心理根源。

二、历史的分析

要弄清现代人为什么要逃避自由，就要分析有关的生物进化史、个体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动物的行为模式是由本能和遗传的身体结构决定的，是强制性的，也就是说个体缺乏选择的自由。但不同进化阶梯上的动物，其行为被先天的生物特性决定的程度是不同的。越是高等动物，行为模式的可塑性越大。当行为模式不再固定地由遗传的先天机制所决定时，人类就诞生了。因此，人类一开始就面临着行为方式的选择问题。人满足需要的方式是多样的，他必须通过思考来加以选择。就行为摆脱本能的强制性而言，人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同时意味着，人必须忍受由于缺乏动物那样的由本能所自动调节的装备所带来的危险和恐惧。就是说，由本能决定的反应是在长期的进化历程中保留下来的。因而它对环境的适应往往是迅速而有效的。可是对人而言，行为反应大多不是由本能决定的，而是后天习得的。习得的行为在达到自动化以前，它对环境的反应可能不及由本能所自动调节的动物的反应来得迅速而有效。考察生物进化史，我们不难发现：动物的进化程度越高，幼年时的生存能力越弱。这种强烈的反差，在人这里达到了顶点。在所有动物中，刚生下时，人是最无能的。人对父母依赖的时间，比任何动物都长。在这段依赖期，个体的任务主要是学习，因为人干什么都需要学习，连吃也要学习(使用刀叉或筷子对小孩来说并不容易)。然而人的生命很短暂，在艰难的生活面前，他不免感到茫然和恐惧。人类为了克服生物学意义上的软弱性，便创造了文明，文明代替本能成为人的行为模式，然而文明又使人远离自然。人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却越来越疏远了自然。人意识到自己与自然、与动物是有区别的，自然成了人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天然关系破裂了，人远离了自然这一天然的家园，也会感到茫然、恐惧和不安全。通过以上分析，生物的进化一方面使人摆脱了本能的强制性的束缚，人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又使人感到茫然、恐惧和不安全。一方面是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不安、焦虑、孤独、恐惧等消极情绪的增强。这是弗罗姆考察人的处境问题的基本思路。

婴儿离开子宫，与母体相连的脐带被割断，从此，他就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了。但这时他还离不开母亲的照料，他与母亲还保持着一种原始关联(primary ties)。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他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与外部世界发生的冲突也越来越多，他开始经受挫折的打击。教育就是社会有意给儿童设置一些限制从而使他沿着社会所规定的方向发展。所以个体的发展过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儿童在身体和精神上日益强大，他感到自我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他日益感到自己与他人的分离，感到世界的强大与自我的渺小，感到世界常常与自己作对。他孑然一身，而对着这个强大而具有威胁性的世界。

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界中脱离出来的，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在古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还是保持着密切的关联。随着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主要生活在高层楼房或机器厂房中，要回到自然界中还需特别的安排，如节假日等。摩天大厦和咆哮的机器成为与自然相对立的怪物，更不用说人对自然的破坏和污染。

在古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确定的。人一开始就是一个部落、一个家族、一个宗教团体的一员，他很少远离家乡，他隶属于一个整体，这个整体限制了他的发展，但使他感到安全。中世纪正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他在社会中的角色是规定好的，是一个农民、一个工匠或一个贵族，基本上不可能从一个阶级跨越到另一个阶级。这种确定的经济地位带给个人安全感和归属感。痛苦虽然是深重的，但痛苦是由亚当及每个人的罪孽造成的，只要虔诚，就能得到上帝的宽恕和厚爱。宇宙是有限的，也是可知的。“地球和人是宇宙的中心，天堂或地狱是人死后的去处，人从生到死的所有活动都明显处在一种因果关系之中”(第63页)。在弗罗姆看来，中世纪社会虽然束缚着个人，但个人感到这是一种“美妙的束缚”。

社会结构和人的处境在中世纪后期发生了变化。由于许多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中世纪社会结构的瓦解最先发生在意大利，在那里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具有首创精神，同时也利欲熏心、野心勃勃。在那里，贵族与平民同住在一座城墙之内，社交活动开始不重视阶级的区别，出身与门第不及财富那么重要了。由封建等级制度所维持的社会结构开始动摇了。

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之后，中欧和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

中世纪社会结构的瓦解对不同的阶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城市平民、工人和学徒来说，这种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是日益遭受剥削和贫困；对农民来说，这种发展则意味着加重了他们经济与人身的压力；而对地位较低的贵族来说，这种发展则使他们面临没落，尽管没落的道路与前几种人不同”(第83页)。即使对于富裕而有权力的上层阶级，他们从经济活动和拥有财富中享受生活，但随着资本、市场竞争的作用越来越增强，他们彼此间的相互争斗也越来越激烈，还要设法去统治广大群众，所以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焦虑和不安全感。

弗罗姆特别重视城市中产阶级的遭遇。因为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城市中产阶级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坚。他们的经济、政治和心理状况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都有着特别重大的影响。

所谓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在中世纪的地位和生活比较稳定。中世纪的经济制度禁止竞争，事实上的竞争也不激烈。但到16世纪前后，行会内部出现了分化，一些行会会员比他的同行拥有更多的资本，于是，他雇佣更多的工匠，他的资本就越来越雄厚。一些商业公司也发展起来，它拥有比小商人大得多的资本。这就威胁到大多数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生存，面对拥有较多资本的竞争者，面对漫无边际的市场和变幻莫测的经济规律，他们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即使那些春风得意的中产阶级的幸运者，也面临市场竞争和经济规律的威胁。

路德和加尔文教派之所以能引起城市中产阶级、城市贫民和农民的共鸣，是因为它们表述了这些人们心中的自由和独立感，以及孤独和无力感，并且以理论的形式加强了这些感受。

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活动就是为了赚钱，为了盈利，但盈利主要不是供自己花费，而是将其转化为新的资本，如此循环往复。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目的是积累资本，人为了经济本身而从事经济活动，而不是为了人的生命的享受或潜能的实现。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新教教义所表述的禁欲主义却受到拥护，所以真正能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资本家是很节俭的，他们把剩余价值尽可能多地转化为新的资本。这样，他就成了资本的奴隶，他不能不如此，否则，就会破产。除了拼命赚钱，他别无选择。然而，赚的钱越多，资本越是庞大，他的自我也就越渺小。他的自我被财产支撑着，他的衣服和房子是他的自我的组成部分，正如他的肉体是他的组成部分一样。一旦失去了财产，他就不是他自己了。

至于那些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无资可投的人，情况更糟。他们的命运操纵在雇主和市场规律的手里，随时面临被解雇或失业的威胁。即使他不失业，也是机器的奴隶。在生产线上，他的工作完全是机械的，他好像是机器一部分，或者说只是机器的一颗螺丝钉。

市场规律也支配着所有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敌视而又相互利用的，竞争者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商人与顾客之间，都是如此。一个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生活下去，而个人又是那么微不足道。

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和大机器生产给个人造成的孤独和渺小之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变得更加严重。在庞大的垄断资本面前，中产阶级的成员们感到更加渺小和孤立无援。那些新的中产阶级——白领工人，也不过是大机器上的零件，他的工作虽有一定创造性，但总的来讲，没有安全感和独立性。在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中，一个工人就更微不足道了，他可能根本就见不到老板，老板更不大可能知道他。

作为一名顾客，到现代化的百货商场买东西，“他会被气派十足的大楼、琳琅满目的商品、多不胜数的营业员弄得晕头转向，面对这一切他马上会自惭形秽，一种自我渺小感油然而生”(第171页)。

还有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根本不涉及商品本身性能的广告宣传，更是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在政治生活中也是如此。庞大的官僚机构、繁琐的投票手续、喋喋不休的政治宣传、错综复杂的政治内幕都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和自我的微不足道。

除了以上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还有经济危机和战争也威胁着人的生存。

当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不能满足人与世界、与他人建立和谐关系以克服孤独感的愿望时，人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人需要自由，也需要安全。然而实际的情形是：安全的社会不自由，自由的社会不安全。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社会能同时满足人的这两种基本需要。

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社会各阶级都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孤独和不安全感。资本主义解除了中世纪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束缚，个人得到了自由，这种自由有利于他的发展，但同时又使人感到孤独、渺小和不安全。随着垄断资本和垄断政权的兴起，这种孤独、渺小和不安全感更加强烈。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生物的进化、个体的成长，特别是文明的发展，个人日渐从其原始状态中脱离出来，弗罗姆把这个过程称为“个体化”(individuation)。这个过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个人的孤独和不安全感也日益增强。

三、逃避的途径

人的基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健康的满足，就会寻求不健康的满足方式。弗罗姆认为人在逃避孤独或不安全感的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典型的不健康的性格倾向，即施虐倾向、受虐倾向、破坏倾向和迎合倾向，而健康的性格则应该富于自发性。

(一)不健康的性格倾向。

1．受虐倾向。

受虐倾向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轻视自己、贬损自己，深深地感到自卑、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有的人甚至自我伤害、自我折磨，不断地谴责自己。贬低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我本来渺小无能、经常犯错误，除非依靠外力的帮助，我就支撑不下去。

因此，受虐倾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力图使自己成为自身以外的某个有力整体的一部分，跻身、参与到这个整体之中。这种外在的势力也许是一个人、一种机构、上帝、国家、良心及某种心理强迫力。他认为这种外在势力无比强大、富有魔力，可以永世长存。既然他已经被接纳进这种外在势力之中，所以也分享了它的力量和荣耀。他放弃了个人的自我……但因参与这种外在势力而得到了新的安全和尊严”(第206－207页)。他把自己交给了这个外在势力，于是他不再感到孤独和不安全。

受虐倾向本身是非理性的，但常常以合理的形式出现。他们把受虐式的依赖说成是爱和忠诚，把自卑感说成是恰到好处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把种种不幸说成是由不可改变的环境所造成的。

尽管如此，受虐倾向还是不能使人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只能暂时缓和与掩盖一下而已。他实际上仍然无能为力、微不足道，他的自我仍然被淹没着。只不过通过依附于某种外力可以暂时虚幻地感受到一种强大或荣耀。

2．施虐倾向。

施虐倾向有三种类型，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1)强使别人依赖他，对他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将别人当工具使用，将别人视为“陶工手中的泥土”；(2)不只是统治别人，而且剥削、利用、蚕食别人，敲骨吸髓，不仅榨取别人的物质，还要抢夺别人的精神，包括情感和智慧；(3)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看到别人痛苦就幸灾乐祸，一心一意想看别人的狼狈相。施虐的目的也是为了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他通过控制他人、使他人遭受痛苦来显示自我的力量，通过别人对他的依赖来得到安全感。

但施虐倾向也不能真正消除人的孤独和不安全感，因为他也强烈地依赖着受虐者，正如受虐者依赖着施虐者一样。这似乎令人费解，一个强者怎么会依赖一个弱者呢?弗罗姆举了一个常见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例如一个丈夫，经常虐待他的妻子，还常对妻子说：“你可以随时离开这个家，这样我会更快乐些。”可是一旦妻子忍无可忍，真的要离开时，他马上软了下来，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苦苦哀求她不要离开，也许还会说，没有她，他就活不下去，他是如何如何爱她等等。如果妻子信了他的话，留下不走了，整个情形又会从头开始。他又凶狠起来，她又要出走；于是他再次乞求，她再次留下。如此循环往复。这个例子说明，施虐者的“强大”依赖于受虐者，一旦失去了受虐者，他就“强大”不起来了。

施虐倾向也常常表现为合理的形式。如常常表现出对别人的异乎寻常的关心和爱护。正如受虐倾向常常表现出敬爱一样，施虐倾向常常表现出慈爱。他好像太爱别人了，所以要去管别人的事。他会说：“我还不是为你好!”实际上只因他统治了别人，才“爱”别人。他可以提供一切，除了自由和独立的权力。“只要你听我的话，就会得到幸福。”可见，施虐和受虐虽是相互对立的，实际上都是为了逃避孤独而不惜放弃自我的独立从而依赖外在的力量。弗罗姆把这种源于同一基础的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心理现象称作“共生”(symbiosis)。

这就不难理解施虐和受虐两种倾向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这种人有一种令人作呕的特点：欺软怕硬。见到强者就退缩，见到弱者就欺负；见到有权者就奉承拍马，一旦别人失去权力，他就转而竭力抨击；在权力大的人面前就情不自禁地谄媚，在权力小的人面前就不由自主地逞强。这种性格叫做施虐——受虐性格。由于这种性格集中表现出对权力的依赖，所以又可叫做极权主义性格。其实，每个人都程度不等地具有施虐和受虐特性，只有当一个人的整个性格都被这些特性所控制时，我们才能说他具有施虐——受虐性格或极权主义性格。

3．破坏倾向。

破坏倾向不同于施虐——受虐倾向，它不是旨在与对象共生，而是旨在消灭对象。特别是施虐倾向，往往与破坏倾向相联系，但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是要使对象受苦，后者是要摧毁对象。

这里说的破坏不是为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不受侵犯的反击性的合理的破坏，而是一种“深藏在人心中，时刻等待发泄的癖性”(第239页)，是一种被压抑了的生命能量。破坏倾向是这样产生的：人的生命遭受挫折导致焦虑的积累，使人感到孤立无助和微不足道，一种强烈的愤懑之感淤积心头，迫使人去以破坏作为发泄的途径。不能为善，不如作恶；不能创造，不如毁灭。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容易通过破坏来发泄不满，如砸烂自己的东西甚至自杀。

以上机制当事人往往并不一定意识到，而实际的破坏倾向常常以合理化的形式出现，如爱、责任、良心、爱国主义等字眼常常被用来掩饰实质上的破坏倾向。纳粹意识形态就是下层中产阶级破坏倾向的合理化表现，它就是以民族、祖国、无私奉献等冠冕堂皇的口号去煽动大众去理直气壮地破坏和毁灭，包括“悲壮地”牺牲自己的生命。

显然，破坏并不能解除人的困境。外部世界都被摧毁了，个人会感到更加孤立和不安全。

4．迎合倾向⁽²⁾。

以上三种性格倾向常见于法西斯主义国家，而在民主国家，更常见的是迎合倾向，如在20世纪的美国及二战后的整个西方国家，大多数人是以此方式来避免使自己陷入孤立无助的处境。个人完全放弃自我，按照社会的要求塑造自己，把性格中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去掉，甚至避免去形成那些东西，使自己成为由社会批量生产的无数机器人的一份子。可悲的是，我们的感觉、思想、愿望实际上是习俗、权威、舆论等等强加的，可主观上却以为它们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一切，不由自主地去迎合时尚。因为社会在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压抑我们的批判能力，我们从小就知道独立思考会带来麻烦和痛苦。

这样，虚假的自我代替了真正的自我，只有在梦中，在幻觉中，在喝得酩酊大醉时，某些真正的自我才可能流露出来。

迎合他人迎合社会也是为了避免孤独和不安全感。我如果与别人不同，就会受到排斥，就不能被接纳，就无所归属。但迎合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因为一个失去自我的人，他会感到更加惶惑和无所归依，就像伍尔夫在一篇小说中写的一个人，他时常有意无意地掏出自己的名片，好像不这样，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

(二)健康的性格倾向：自发性。

可见，以上四种性格都不能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都是消极的自由状态，而“积极的自由在于全面总体的人格的自发性活动”(第333页；自发性一词为spontaneity，后来弗罗姆将其改为原创性，即productiveness，涵义基本相同)。也就是积极地表现人的情感的和理性的潜能。所谓自发性的活动不是强迫性的，它基于人的潜能。通过这种活动，个人既能保持自我的独立和完整性，又能与世界和他人融为一体。这种活动主要有两种：爱和创造性的工作。

积极自由的实现，“离不开对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第351页)。在现代社会中，自发性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在儿童和艺术家的活动中，我们就经常可以看到自发性。

四、逃避自由与纳粹主义

(一)纳粹主义崛起的社会心理基础。

纳粹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包括心理学。弗罗姆认为，尽管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是纳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如纳粹主义代表了当时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半破产的容克贵族的经济利益，没有他们的支持，纳粹党是不可能上台的。但纳粹意识形态得到大众的狂热拥护并占统治地位，必须从心理学上解释。

这样一种有效的社会哲学就应该考虑到社会心理的作用，但又只能将社会心理的作用放到整个社会系统中去考察。弗罗姆不同意如下三种社会历史观：(1)弗洛伊德认为史是心理力量的结果，而心理力量本身不受社会的影响。(2)社会学中的涂尔干及其学派和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则忽视人的因素在社会过程中作为一种动力要素所起的作用。这些学说认为心理仅仅是在适应社会环境过程中形成的习惯，心理因素仅仅是“文化模式的影子”(第27页)，人不过是“由社会环境所操纵的木偶”(第371页)。还有一些人把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歪曲成经济决定论，忽视人性和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3)马克斯·韦伯主要用宗教理想来解释历史，过分强调宗教这种文化形态的作用。

弗罗姆认为社会经济、人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是相互依赖的，但它们各自都有某种独立性，特别是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但不能因此忽视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力量。弗罗姆这里所说的心理的力量主要是指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即在一个社会的共同生活方式和基本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个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和性格特征。弗罗姆说：“经济的力量是强有力的，但我们必须不把它们作为一种心理动机，而应作为一种客观的条件来加以理解；心理的力量是强有力的，但我们必须看到它们是历史地受限制的；思想的力量是强有力的，但我们须知，它们是根植于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的性格结构的整体之中的”(第381页)。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通常根植于社会性格之中，而社会性格又是由某个特定社会的存在方式所决定的；主要的性格特征又反过来成了决定社会过程的创造性力量”(第380页)。在弗罗姆看来，社会性格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中介，又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而这种中介本身又是一种能动的力量。

弗罗姆正是用这种社会哲学来解释纳粹主义崛起的。由于德国战败，1918年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处置使德国大众感到不公平，这种怨恨逐步转变成民族主义情绪。加上垄断力量的强大和战后的通货膨胀，使各阶级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孤立无援和不安全感，从而形成了施虐——受虐倾向、破坏倾向等社会性格特征。希特勒是集中了这些性格特征的一个典型，他创建纳粹意识形态和纳粹党，那些具有相同社会性格的大众特别是下层中产阶级狂热地拥护纳粹意识形态和纳粹党，从而纳粹意识形态就加强了大众的这些性格倾向，使这些性格倾向成为支持德国帝国主义扩张的社会心理力量。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失败情绪的蔓延、经济上中产阶级的衰败和垄断资本的兴起、德国工人阶级在1918年革命初次胜利以后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多种原因促使人们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对千百万民众来说，希特勒政府就是德意志。一旦希特勒掌权，反对希特勒就意味着自绝于德国人共同体。当其他政党被取缔而纳粹党就是德意志时，反对它就意味着反对德国。对普通百姓来说最难以承受的事情莫过于感到不被一个大的集团所认可。一个德国公民无论怎样反对纳粹主义原则，如果他不得不在行将孤立和从属于德意志的感情这两者之间选择的话，多数人将选择后者。在许多例子中可以看到，那些不是纳粹的人们也在捍卫纳粹主义，反对外国人的批评，因为他们觉得对纳粹主义的攻击就是对德国的攻击。对孤立的恐惧和道德原则上的相对软弱，有助于任何党派赢得大多数人的忠诚，只要那个政党攫取了国家权力(第276－277页)。

特别是下层中产阶级(小店主、手工业主、白领工人等)，纳粹主义之所以受到他们的狂热拥护，答案在于他们的阶级特征。随着垄断势力的兴起，他们的经济地位逐渐下降，但他们与垄断势力在经济利益上又有密切关系。他们由于依靠和屈从垄断势力而得到一种安全感和自我陶醉的骄傲，并从对现存当局的服从和忠诚中得到保护和满足。

但1923年达到顶点的通货膨胀，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极大地打击了下层中产阶级，使他们被挤在工人和上层阶级之间，成为最无助的集团。工人虽然看上去处境更糟，但他们本来一无所有。而中产阶级牺牲了多年的生活乐趣，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一笔钱，一夜之间几乎成了废纸。这种打击在心理上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更加促使中产阶级增强了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期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他们宁愿屈从于这个权威去侵略、摧毁其他国家，去虐待、屠杀其他民族的人们从而使自己从失败中恢复过来。比其他阶级，中产阶级对凡尔赛条约表现出特别强烈的义愤，因为民族主义义愤是他们的性格倾向的最“合理”的表现方式。

尽管纳粹主义的主要基础是下层中产阶级，但由于其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策略，它还赢得了其他各阶级(如大、小资产阶级、半破产的容克贵族)的支持，他们都希望从纳粹主义的崛起中得到好处。而德国的工人运动，政治上也处于退却的局面，这使工人阶级感到失望。无力阻止纳粹主义的兴起，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在一定程度上希望通过民族和国家的强大来得到一定的满足。

这样，纳粹主义就调动了各个阶级的甚至全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情感能量使之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去争取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在这种局势下，反对的声音显得十分微弱，只好逃离这个国家以求生存。

这种能量就是社会性格的能量。在弗罗姆看来，纳粹德国的社会性格就是极权主义和破坏倾向。希特勒及其追随者把侵略、杀人看成英雄行为；把残酷地虐待犹太人视为正义的事业。杀人越多、对他国文明的破坏越多越值得骄傲，而这一切都是在爱国主义和种族优越的合理化旗帜下发生的。

(二)希特勒的性格特点。

希特勒本来是一个没有机会没有未来的小人物，他在年轻时曾强烈地感到自己将成为一个被遗弃的角色。于是他开始了“我的奋斗”，而奋斗就是追求权力。

对德国群众，他以施虐狂的方式予以蔑视。尽管他声称“热爱人民”，但这仅仅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以便更顺利地支配他们。他宣称个人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个人应无私地为国家牺牲自己。而他本人则代表国家。这正是有施虐倾向的“领袖”的惯用伎俩。希特勒说，犹如一个女子，宁愿委身于强悍的男子，也不愿支配懦弱者。同样，群众热爱支配者而不是哀求者。希特勒对政敌，则表现出施虐狂和破坏性相结合的残酷的迫害。

在教育目的上，希特勒说全部的教育就是要使学生具有绝对优越于别人的自信心。同时他又强调要教育男孩子甘心受屈。也就是要培养一种施虐——受虐狂的性格。

希特勒宣称他首先是为了德国人民的福祉，也是为了世界和平，这种和平将由最优秀的种族来维持。其次，他认为他的追求是符合自然法则的，既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这个世界也必然由最优秀最强大者来支配。他把达尔文学说庸俗化，用来表达自己的施虐——受虐欲望。他说当他还是一个不出名的人物，住在慕尼黑时，他常在早上5点钟就起来，将一些面包片或面包皮切给关在小屋里的供他消磨时光的小老鼠，然后观看这些可笑的小动物为这点美味佳肴而撕咬扭打。

希特勒为自己找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为了防卫敌人的进攻，德国人民必须先发制人。他谴责敌人要做的事，正是他自己想做的事。如他谴责法国追求欧洲霸权，正是为了自己搞霸权。只是这样一来他的进攻就有了“正当理由”。

除了统治、侵略，希特勒还有一种受虐的渴望，他表明他要服从上帝、命运、必然性和历史，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正是这种服从的表现，实际上这些名词仅仅是强权的象征。

纳粹主义鼓吹为了全体的利益，个体应无条件地牺牲自己。个体对于全体而言，不过是一粒微尘。为了全体，个人应当放弃自己的意见、利益和幸福。希特勒特别赞赏“无私”，认为当追求自己的幸福时，就远离天堂而堕入了地狱。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教导孩子不要维护自己。一个学生，当他受到公正的指责时，他应该沉默；当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必要的话，也要学会沉默。至于希特勒自己，他显然并不“无私”，但他自认为他在服从造物主的意志，自然的法则、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的利益。

所以希特勒是一个集极权主义和破坏性性格于一体的“领袖”。他在演讲中将其性格的思想表达出来，得到那些具有同样性格结构的群众的共鸣，这样，领袖和群众的狂热激情就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给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希特勒是一个集施虐——受虐狂(极权主义性格)、破坏性等性格倾向于一身的可能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一个患者。荒谬的是，可能正是他身上的这些心理疾病因素使他一度成功。他似乎把大众都引向心理疾病以避免他个人疾病的发作，即避免人们将其视为心理疾病患者。一个天才的心理疾病患者可能具有超人的魅力并成为人们狂热崇拜的偶像，最后给世界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这可能正是我们应从希特勒的崛起和灭亡中得到的历史教训。

总之，弗罗姆的《逃避自由》的基本思想为：古代社会安全而不自由，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现代人在这种处境下，形成了逃避自由的心理需要，而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各种性格，其中大多数为不健康的性格倾向。这些不健康的性格倾向成为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心理基础，也成为和平条件下民主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心理基础。出路在于，以人的理性和爱的潜能的自由发展为目标和准则，对社会的整体结构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