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6页（6681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广泛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在全社会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和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条件。
建国以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它的传播和研究是同我国人民在实践中所面临的现实任务紧密相联的。因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运用以及所提出的新问题、新观点等等，都是与现实实践中那些具体任务的解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以及突破那些不符合实际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僵化模式以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关于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总概念和其他一系列新论断的提出等，都有赖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
建国30多年来，我国人民以自己的独创性经验丰富了马列主义武库，使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了一些挫折和错误，但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运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取得了重大成就，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建国以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这就是：1949年到1956年为第一时期；1957年到1966年为第二时期；1966年到1976年为第三时期；1976年至今为第四时期。
(一)第一时期。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要恢复国民经济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要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科学分析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不仅在实践中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各项重要任务的胜利完成，而且以中国的独创性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对“三大改造”的成功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党的其他有关文献及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领导人的有关讲话和着作，已作了记载。另外，这一时期，我国一些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经济学家关于总结“三大改造”经验的论文和专着，特别是研究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论文和专着；一些哲学家结合实践经验所阐述的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一般与个别、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波浪式发展等方面的论文和着作；以及其他学科的有关论着，都是这一时期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动，这期间也已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开展起来。国家出版机关陆续出版了马、恩、列、斯的一些着作。1950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相继发表，一些解说性的读物如李达的《〈矛盾论〉解说》、《〈实践论〉解说》等也先后出版。1951年到1953年，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至3卷。在广大干部中，还有组织地进行了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使广大干部和青年在提高觉悟和认识能力、学会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于形成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方面，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随后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发表，其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关系作了科学分析。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所面临的任务，并在理论上作出了一些重要论断，其中包括关于国内社会主义时期矛盾的变化，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等一系列问题。这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
在这一阶段里，中共中央成立了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创办了《学习》等宣传、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刊物，全国高等院校普遍开设了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和中共党史课，有的院校还设置了有关的系或专业，所有这一切都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开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二)第二时期。从1957年到1966年5月，是我国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也得到了发展。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着作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例如，刘少奇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重要观点；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的继续和发展。
围绕着上述一些问题，我国学术界进行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和探讨，并且就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对立统一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等问题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专着。与此同时，还撰写了一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材。随着研究工作的发展，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也逐步有所发展。这阶段的马列主义研究开始出现了逐渐摆脱苏联模式和观点的束缚、进行独立研究的可喜现象，研究领域亦逐渐拓宽。在马列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出版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中文版《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均已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出了近20卷，并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各4卷。《毛泽东选集》第4卷也在这期间出版。
在此期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也遭到了严重挫折。“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随之理论上的一些错误观点也泛滥起来。在当时我国学术界的一些论着中，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均有明显反映。哲学上否定唯物主义基础、否认规律的客观性，夸大主观意志和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倾向，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方法；经济学方面否认客观经济规律，否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否认价值规律的倾向；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一些根本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等等，都是当时实践中“左倾”错误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过来又对实践中“左”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左”的错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受到干扰和阻碍，出现了偏离正确轨道的现象。其间，有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曾提出过一些颇有见地的正确意见，例如关于尊重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意见，关于要批判唯意志论的主张，关于反对把辩证法简单化、庸俗化的见解，关于要重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肯定价值规律，讲究经济效益的主张等等，但这些正确意见终因当时既已形成的形势而未能受到尊重，反而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三)第三时期。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即“文化大革命”的10年。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与此相应，正常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被迫中断。研究机构、研究队伍被打乱，大批从事马列主义研究、宣传、教育的人员遭到政治迫害和政治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其它学科的研究陷于停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被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所代替，某些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也被纳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轨道。总之，在这段时间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遭到严重歪曲，除了翻译出版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着作外，在研究工作方面很难有什么成绩可言。应当提出的是，在10年“动乱”期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队伍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尽管处境十分困难，遭到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们凭着对党的深厚感情和自觉的理论意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跟着林彪、“四人帮”干坏事的只是极少数。
(四)1976年10月以来为第四时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理论界空前活跃，广大理论工作者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了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们还着重从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文学、历史……等各个方面拨乱反正，把“四人帮”所制造的种种理论混乱加以廓清。出版了一批针对性很强、具有一定水平和影响的着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几位人员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重要问题》，经济研究所一些人员写的《‘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歪曲和篡改》、中央党校组织编写的《批判‘四人帮’论文集》等。
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的影响，十年“动乱”所造成的种种混乱，教条主义的禁锢，特别是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所推行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我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严重的阻碍，冲破这种阻碍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在这种情势下，邓小平关于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论断，为全国人民和理论工作者指明了冲破阻碍、继续前进的方向。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是，一场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展起来了。这是建国30多年来理论界所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讨论。作为讨论的成果，有一大批论文和专着发表。哲学所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在短短时间内发行了上千万册。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理论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开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导下，广大理论工作者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思想活跃，出现了研究新情况、探讨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近几年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围绕“四化”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在哲学领域，无论是在对现实中重大问题的研究或对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概括(特别是对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哲学研究)，以及对现代外国有关哲学思想的介绍和评述，对中外哲学史有关思想的研究和借鉴等方面，都有所进展，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统计，近8年来所发表的哲学方面的研究论着，超过了建国以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期间的总和，质量也有相应的提高。在经济学领域，一大批理论工作者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这个主题，几年来进行了颇有特点的开创性研究，相继发表了许多论着，有些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影响，也受到有关领导机关的重视和赞许。
在这一阶段中，马列主义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对一些长期被视为禁区的重大问题，如人的问题、异化问题、人道主义问题、价值问题等，开始进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人物和流派的研究，对马克思早期着作和晚年手稿、笔记以及列宁晚年思想的研究，均已逐步展开，并取得一些初步成果。马列主义研究作为一门科学，亦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综合研究、分支学科研究、专题研究、专着研究、人物传记研究、比较研究，都已全面展开，并取得一定成绩。在此期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纷纷恢复和建立，学术活动十分活跃，科研队伍日益发展壮大，一批专业性理论刊物陆续出版，在经典着作翻译出版、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理论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的景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正在深入展开，无论从研究成果，人材培养、队伍素质的改善、研究课题的现代化等方面都呈现出一派良好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南——学习〈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
马齐彬、陈登才：《浅谈毛泽东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郑德荣等：《毛泽东思想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张广信：《毛泽东思想研究答问》，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马齐彬、周逸等：《毛泽东建党思想与党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四十年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提法》，《红旗》1981年第2期。
邵华泽：《党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而奋斗的七年》，《毛泽东思想研究》1984年第1期。
赵军先等：《浅谈毛泽东思想萌茅时期的核心》，《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牛连海：《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初探》，《华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6期。
刘勉玉：《从三次历史性转变看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江西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年第2期。
陈金榜：《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的实践和党的第次历史性转变》，《江西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年第2期。
黄少群：《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的提出和形成》，《理论月刊》1984年第5期。
郭润宇：《试论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标志》，《理论研究》1983年第12期。
陶金峰：《党的“二大”关于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是毛泽东思想萌芽之始》，《朝阳师专学报》1984年第3期。
杨超：《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1983年创刊号。
常宁、日山：《在新的实践中发展毛泽东思想》，《解放日报》1983年4月13日。
王文承：《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讨论综述》，《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