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国际问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87页（833字）

“文革”之前，我国学者主要研究恩格斯和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发表了一些论文，如朱榕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新建设》1957年3月号)、许征帆、张世昌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新建设》1962年11月号)、黄安淼的《列宁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8日)、李淑璧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破产》(《中山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197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友伦写的历史知识读物《第二国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对第二国际的研究，冲破了狭隘的天地，开拓了新领域。1985年5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等单位举办了第二国际史学术讨论会，集中讨论了第二国际的历史地位、组织形式和纲领等问题。

杜康传提出要重新评价第二国际的功过(《要科学地恰当地评价第二国际》，《国际共运教研参考》1981年第2期)。魏成德着文分析了第二国际前期的成绩和失误(《第二国际前期活动的成就和经验教训》，《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李兴耕指出，斯大林关于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占统治时代和第二国际的基本工作按着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的论断，既偏离了列宁对第二国际的评价，也不符合第二国际的实际情况(《关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对第二国际的评价》，《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4辑)。金愈庆不同意历来史学论着认为第二国际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的看法(《第二国际建立时机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专刊)。殷叙彝指出，第二国际的基本组织形式和主要活动方式，是由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适应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独立性(《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和机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