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34页（3886字）

1949年以来，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约发表了近千篇论文，学术专着也有20余部。1976年以前，研究侧重于作家的思想倾向及作品的思想内容等方面；1976年以后，更多的研究者注意探求作家的艺术个性、艺术风格及作品的艺术特征等，艺术形式本身的发展规律也引起人们的重视。

关于建安文学 1959年学术界就曹操评价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这一讨论始自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蔡文姬》。传统的观点把曹操当作“奸雄”，而《蔡文姬》中的曹操却是一个大智大勇的政治家、军事家，从而引起广泛的注意。1959年3月23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替曹操翻案》(《人民日报》1959年3月23日)一文，全面评价曹操的功过及其文学成就。不少人相继发表文章赞同替曹操“翻案”，如谭其骧的《论曹操》(《文汇报》1959年3月31日)、吴晗的《谈曹操》(《光明日报》1959年3月19日)、尚钺的《曹操在中国古代史上的作用》(《文汇报》1959年4月16日)等，全面讨论了曹操的历史功过，提出了如何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还有一些文章讨论了文学作品中的曹操形象问题。如王昆仑的《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光明日报》1959年3月10日)、戎笙的《谈〈蔡文姬〉中曹操形象的真实性》(《光明日报》1959年3月6日)、李希凡的《〈三国演义〉和为曹操翻案》(《文艺报》1959年第9期)等，涉及在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中如何正确处理艺术性和真实性的关系等问题。1974年，学术界对曹操的政治思想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等再次展开讨论。由于受错误路线的干扰，这一时期的多数文章把曹操当作“法家”来赞扬，缺乏科学的评论。

对曹植作品的评论，也是建安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张德钧的《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程毅中的《略说曹植作品的评价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8月25日)、廖仲安的《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钟优民的《曹植及其诗歌评价的问题》(《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等。这些文章都探讨了曹植生活的时代及个人的经历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充分肯定了曹植在建安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此外，徐公恃的《曹植诗歌的写作年代问题》(《文史》第6辑)，考证了曹植多篇作品的写作年代。

关于蔡琰《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的真伪问题，学术界在50年代末曾进行过讨论。郭沫若曾写《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再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3月20日)、乃至《六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8月4日)，认为《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的作品。刘盼遂的《谈〈胡笳十八拍〉非蔡文姬所作》(《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中华书局)、王达津的《(胡笳十八拍〉非蔡文姬作补证》(《光明日报》1959年6月14日)等，则认为不是蔡文姬的作品。关于这一讨论的主要文章均收入《胡笳十八拍讨论集》。

70年代末，相继出现了一些对建安文学进行综合评论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运熙的《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郑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全面论述了建安文学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后世文学的积极影响；钟优民的《建安文学繁荣兴盛的原因》(《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探讨了东汉末年的政治经济形势、文学思潮等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徐公恃的《建安七子论》(《文学评论》1981年第4期)，论述了建安七子政治态度、哲学思想、创作风格的异同。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注意探讨建安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及风格的影响。

关于陶渊明的研究 1958年至1960年，学术界以如何看待陶渊明的归隐为中心，就他的政治思想、作品的现实意义以及如何评价其田园诗等问题展开了讨论。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又一次掀起陶渊明研究的热潮，研究的重点逐渐由对陶诗思想内容的评价转为对陶渊明哲学思想和创作个性的探讨。例如冯钟芸的《陶渊明的世界观及其归隐》(《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分析了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对其人生态度的深刻影响，探讨了陶渊明精神世界的基本构架；孙静的《论陶渊明田园诗的浪漫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探讨了陶渊明田园诗的创作方法的主要特点，认为陶的田园诗不是写实的，而是“写意”，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葛晓音的《陶诗的艺术成就——兼论有关诗画表现艺术的发展》(《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从诗画艺术发展的角度论述了陶诗的成就。关于陶渊明的研究着作，也出版了近十种。比较重要的有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编辑的《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王瑶的《陶渊明集》、逯钦立的《陶渊明集》等。

关于山水诗的问题 1960年，围绕着山水诗的阶级性问题展开了讨论，并由此涉及山水诗的评价和山水诗兴起的历史条件等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文学评论》1961年第6期)，总结了这一讨论的概况，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了综合述评；林庚的《山水诗是怎样产生的》(《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论述了山水诗的产生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关系；胡念贻的《论山水诗的形成和发展》(《文汇报》1961年7月15日)，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文学过程。

80年代初期，山水诗的研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有不少论文从魏晋以来的社会思潮、习尚、审美观念的变化等角度来探讨山水诗兴起的原因。例如蒋祖怡的《〈文心雕龙·物色篇〉试释——当时新品种“山水文学”写作经验的总结》(《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论述了南朝时期文学理论中所反映的自然美意识与山水诗兴起的关系；韦凤娟的《论魏晋朝隐之风与山水诗的兴起》(《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论述了魏晋朝隐之风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关系，指出朝隐是魏晋玄学“得意忘形”之说在现实中的体现，进而论述了朝隐是如何促进山水诗的兴起的。

关于《文心雕龙》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古代一部文艺理论巨着，其中对创作、风骨、文体等的论述，引起了研究者极大的兴趣。不过在70年代，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有人把它当作“尊儒反法”的作品来批判，影响了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70年代末，对这部巨着的研究逐渐深入和系统，除了单篇论文外，出版了多部研究专着。比较重要的有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詹瑛的《〈文心雕龙〉风格学》等。关于《文心雕龙》的注释也有数家，例如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陆侃如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释注》、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和《〈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等。

除《文心雕龙》外，这一时期的其他一些文艺理论着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及钟嵘的《诗品》等，也都有不少研究论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研究，除以上几个主要方面外，值得注意的还有：

一、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有很大进展。如曹道衡的《论鲍照诗歌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考证了鲍照诗歌的创作年代；他的《试论北朝文学》(《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论述了向来很少有人进行研究的北朝文学的全貌。谭家健的《试论〈水经注〉的文学成就》(《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全面地论述了《水经注》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语言等方面的成就，并与当时兴起的山水诗作了比较。

二、综合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范宁的《论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社会根源》(《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探讨了魏晋以来文人思想的变动和文学创作的关系；胡国瑞的《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指出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给唐诗的繁荣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如果说唐诗是喜马拉雅山，那么魏晋南北朝诗歌则是青藏高原；曹道衡的《试论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文学评论》丛刊第3辑)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对汉赋的继承及突破；袁行霈的《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辩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强调了“言意之辩”对古代文艺理论的深刻影响。

三、出版了不少选本选注。影响较大的有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选》和《三曹诗选》，瞿蜕园的《汉魏六朝赋选》，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陈中凡的《汉魏六朝散文选》等。

此外，比较重要的专着及论文集有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集》、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论丛》，逯钦立的《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肖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胡国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