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63页（4010字）

我国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历史相当久远，在本世纪20－3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个高潮。但是直到解放前夕，除个别学者的个别着作外，出自我国学人的大部分文字都属一般介绍或评述之类。对外国文学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和研究，严格地说是始于新中国建立以后。

解放初期，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更多的是学习和借鉴苏联学者及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成果，研究的对象也多为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经典作家，对西方现代和当代文学极少接触，至于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更是采取排拒或断然否定的态度。1956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外国文学领域内也初步形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一大批文学名着得到翻译出版，各种杂志、报刊上还登载了许多深入浅出的批评介绍文章，帮助广大读者认识和欣赏这些作品。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不少着名学者发表了重要论文，迎来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事业的第一次繁荣。

60年代是以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进行批判开始的，同时进行了关于文学上共鸣问题的讨论，后者实际上也涉及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和批判继承的问题。讨论中，一般都主张对外国资产阶级文学必须进行严厉的批判。但是经过1962年的某些意在纠偏的调整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即出现了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在1963年前后，甚至可以说形成了建国后第二个繁荣时期。但随后不久极左思潮即控制了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到1966年初外国文学研究基本上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纵观“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事业总的来说是在苏联批评模式的束缚中挣扎前进的。苏联的学术思想和批评模式对我们的影响是全面的、复杂的，其中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成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研究、评价外国文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有助于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摸索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道路。但是他们的一些机械的、片面的、教条的(按其实质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相当多的研究者，使后者的研究成果带有相当浓厚的庸俗社会学色彩。例如片面地强调作家的政治态度和作品的政治意义，其后果之一就是选题偏狭——即使在古典作家中也往往只提马克思、恩格斯或苏联肯定过的作家和作品，而对他们未曾论及的作家作品则往往置之不顾，或竟视为畏途。机械地注解经济、政治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把文学作品简单地看作政治、历史的图解或例证。在研究中单纯注重历史背景，忽视作家与作品的其它重要因素，如文化传统、家庭、个人经历及心理等，形成一种社会背景+内容复述+赞扬或批判这样一种新八股。忽视对作品进行形式的研究和分析是这段时期内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国文学研究工作遭受到横暴的践踏，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了转变。

1978年底召开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提出了外国文学如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问题。第四届文代会把发展外国文学工作作为新时期的光荣任务之一。外国文学工作拔乱反正，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外国文学作品得以大量出版，许多外国文学的理论刊物和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相继问世。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新时期中，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出现了全面持续繁荣的局面，其主要表现是：

一、在原有的基础上，对俄苏、英、美、法、德、意及东欧诸国文学进行了更系统、更广泛、更深入的介绍和研究，选题不再局限于少数经典作家和作品，研究重点不再限于现实主义流派，在研究方法上也试图打破单一、呆板的模式。同时，许多解放后仍是空白或涉足极少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例如东方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并且以其显着的成绩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二、在对西方现代当代文学、包括过去否定得最多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引起了全国理论界和创作界的极大兴趣。许多文章从各个角度对西方现代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特别是现代派文学作了新的、较为实事求是的评价。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看法直接移用到对资产阶级文学的研究中来。有的文章论述了现代派文学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指出它们的产生有着时代的必然性和流派的承续性。有的文章分析了现代派文学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对现代派文学的各个流派提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看法，例如对象征派诗歌、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新小说”等。大体的看法是认为现代派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手法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崩离析的现实，各种反常畸形的关系，以及当代资产阶级的精神危机，探讨了社会和人生的各种问题。同时，许多文章指出，过高地评价、过分地颂扬西方现代派文学、甚至把它当作西方现代当代文学中的主流，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而也缺乏说服力。

三、介绍和研究的复盖面不断扩大，其重点也逐渐转向现代和当代；同时，许多文艺学的分支学科，如比较文学、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等，正在成为许多研究者热心开拓的新领域。

四、研究成果有大幅度的增加，学术水平也较文化大革命前有明显提高。近年来陆续出版的重要着作都得到学术界良好的评价，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欧州文学史》、《法国文学史》、《美国文学简史》等。与此同时，有关外国文学的各种刊物也大量涌现，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估计有60种之多。

五、外国文学工作者的队伍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教学、翻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的，大约有3500人，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队伍。改变了外国文学学科在“十年浩劫”之后曾经出现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状况。老一辈的专家学者虽然历经坎坷，仍以坚强的毅力，更加孜孜不倦地研究探索，勤奋不懈地着书立说，并为培养新生力量贡献着心血。中年一代已经在业务工作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中坚作用。年轻一代朝气蓬勃，富有探索精神，不少人已崭露头角，渐趋成熟。为了团结队伍，加强学术交流，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已于1978年成立。随后各地区的分支机构以及分支学科的学术团体也纷纷建立起来。

六、外国文学的学术活动开展得更为广泛，更为深入。许多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都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其中有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讲习班等。在历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讨论会上，涉及到的议题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艺术规律问题，典型问题，文学的真实性、倾向性和党性问题，文艺批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以及如何加强对无产阶级文学和高尔基的研究，法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和萨特，荒诞派戏剧、新小说和新批评，西方浪漫主义，泰戈尔的学术思想，拉丁美州文学的方向、道路及思潮、流派，战后日本文学的评价，当代美国文学等等。许多着名作家和作品成为各类专题讨论会的中心议题，如莎士比亚、歌德、席勒、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海明威等。近年来，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也日趋活跃和频繁。不少研究者都出国进行过讲学或考察活动。还有更多的青年研究人员赴国外进行较长时间的进修或研究。应邀来我国访问、考察和讲学的外国学者也逐年增多。1983年举行的中法维·瑟加兰和圣－琼·佩斯学术讨论会、中德席勒讨论会、中美比较文学讨论会都为中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进展是与我国党和政府对社会科学的重视与支持分不开的。在国务院制定的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中，就列有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其中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有9个科研(或翻译编辑出版)项目被列为国家重点，它们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概论》、《苏联文学史》、《俄苏文学批评史》、《英国文学史》、《20世纪欧美文学史》、《印度文学史》、《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名着丛书》和《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在“七五规划”中，又有9项课题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其中包括新列入的项目5个：《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研究》、《现代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论问题》、《英国小说研究》、《比较诗学》和《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译丛》。此外，还有一批研究课题被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有关部门列为发展社会科学的重点项目。

鉴于本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要及时掌握信息，全面研究新理论新方法，加以鉴别，用以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同时也要避免不分良莠、唯新是求的倾向，使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既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又能具有新鲜、生动、多姿多彩的面貌。

在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还必须加强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评论工作，以推动普及工作，加强对广大读者的指导，发挥外国文学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