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编写简况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61页（2597字）

建国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历程曲折。50年代初，首先从怎样对待丰厚的文学遗产，着手展开研究。对过去的文学遗产予以批判的继承，吸取其民主性精华，摈弃封建性糟粕，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服务。对文学遗产的重视促进了文学史研究、编写工作的迅速展开。为了满足高等学校教学需要，1952年，教育部内部发行了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1954年，李长之的《中国文学史略》、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及詹安泰等人的《中国文学史》公开问世。1956至1957年间又有郑振锋、刘大杰、陆侃如、杨公骥等人的文学史着作出版或重新修订再版。研究界曾对上述着作进行过讨论，由于受到当时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影响，文学史界的某些人曾对上述着作进行过简单化的批判。1958年9月，在“大跃进”浪潮的推动下，北京大学文学专门化55级学生集体编写出“红色文学史”(上、下册)；继而，复旦大学、北京师大、吉林大学等学校的中文系学生也推出了他们的文学史着作。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55级学生合编的修订本《中国文学史》(四册)可以视为这些新型着作的代表。这部文学史把阶级性、人民性作为评价古代作家作品的主要标准，认为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学创作才是最具有人民性的文学，应当视作文学史中的主流，因此把民间文学放到突出的首要位置；把文人创作中反对阶级压迫、同情人民疾苦、反对外来侵略的作品予以很高的评价，而对那些艺术成就很高但人民性不强的作品则重视得不够，象唐代的山水诗，宋人的婉约词以及韩愈、苏轼、李清照等人的作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贬低。针对这些观点，结合文学史研究中的其他问题，研究界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对什么是文学史上的主流，怎样处理民间文学和文人创作的关系，如何评价一些深受人们喜爱而思想性不高的作品等问题各抒己见，继而对文学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问题，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公式问题，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问题，以及个别作家作品如李清照、李煜、《琵琶记》的评价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争鸣。这场讨论让人们进一步开阔了视野，促使研究者对复杂的文学现象作冷静的、深刻的思考，从而推动了文学史研究工作进一步向深入的方向发展。

1962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此后两年内，该社又陆续出版游国恩等人合编的四卷本专着。这两部文学史被学术界看作是解放后到“文革”前文学史研究工作成果的总结，代表着那个时期的最高水平。两部着作虽然出版时间有先有后，读者对象侧重不同，内容上各具特色，但总的说来，编着者都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清晰地阐述了各种文学现象、体裁的产生、发展、兴盛乃至衰亡的过程及其历史地位和影响。编着者主要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出发，以时代为顺序、作家作品为对象进行分析和评介，并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文人创作的研究上。当然，在具体的分析、评价方面，两部文学史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政治风气的某些影响，并存在一些公式化的缺点。20几年来，尽管“文革”之后也有几部新的文学史出现过，但都没能超出这两部着作的范围。

十年动乱期间，文学史研究工作陷于停顿状态。1975年前后，“四人帮”一伙搞评法批儒，恣意践踏文学遗产，炮制出一些古为“帮”用的文章，改写过一本以“儒法斗争为主线”的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给研究界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近几年来，文学史研究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一些从前被冷落的作家逐渐受到重视，某些曾被视作“禁区”的领域也不断地有人涉猎。在微观研究逐步深入的同时，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宏观研究的重要性，并开始提出文学史研究要注重探讨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问题。1983年夏，《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曾集中讨论中国文学史研究和编写方法问题。不少文章指出，要从宏观研究的角度，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加强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有的论者主张打破以往文学史的格局，建立文学史着作新的体系，不能孤立地、分散地考察文学现象，只注意其阶级性、政治性，而要和思想史、经济史、艺术史、宗教史等文化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的探索，在此基础上揭示中国文学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生、发展及其各阶段的特征，揭示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向，最终揭示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也有一些论者认为，文学史是由作家作品组成的历史，离开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介，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谈，因而还应加强作家作品的研究。许多人还对文学史着作的体例和编写方法发表了意见，大家认为，应该鼓励和提倡多样性和多元化，既可以编写中国文学思潮史一类的专题史论，也可以写出各种断代的或分体的文学史，还可以编写规模较大的文学通史，不同的体例反映出侧重点的不同，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揭示文学发展中的共同规律(蔡明：《关于中国文学史研究与编写方法问题的讨论》，《作品与争鸣》1984年第1期)。

随着文学批评领域观念的更新和方法的革新，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开创新局面的问题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些青年研究者强调，文学史应该突破简单的作家作品论的模式，从哲学的高度和美学角度出发，对某些历史与现实的一贯性的东西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有的人指出，对那些只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来说，文学史的研究应是人类审美情趣进化史的研究；对那些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复杂关系的文学作品来说，文学史的研究应是人类灵魂展现史的研究。要而言之，不是研究某一或某些文学现象的外部特征或暂时功用，而要探求现象的底蕴——人类的精神世界，尤其是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特征、民族审美习惯等(华岩：《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开创新局面》，《光明日报》1985年12月31日)。这种提法令人耳目一新，具体成效如何，还有待于新的实绩来印证。

目前，各种文学史着作(或断代或分体)正在编写之中，有的已经出版，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期望一部大型的文学通史着作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