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童心论”的讨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60页（1330字）

50年代中后期，着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针对当时儿童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中忽视儿童特点的倾向，提出作家应当“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文艺月报》1956年6月)；编辑审读儿童文学作品“能够‘儿童本位’一些”，要在“儿童情趣”上体会，要“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儿童文学研究丛刊》1958年2月)。60年代初，这些看法和观点遭到猛烈的批评，许多报刊发表文章，认为陈伯吹的理论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内的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所谓“童心论”的批判更是愈演愈烈，给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带来极大的混乱，把儿童文学创作引向歧途。茅盾早在1961年就指出：“我们不能不说去年的产品(指1960年的儿童文学作品——引者)不及前数年的，这也许是反‘童心论’的副作用。最糟糕的是小主人公(其年龄从五、六岁到十七、八岁)的面目是一般化的，都象个小干部，而作为年龄大小的标志的，不是别的而是政治上成熟程度的高低。这样一来，‘童心论’固无遗臭，然而从作家主观的哈哈镜上反映出来的小主人公们的形象不免令人啼笑皆非”(《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上海文学》1961年8月)。从1979年起，儿童文学界重新展开了关于“童心论”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陈伯吹提出的看法，纯属学术问题，过去对他的批判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错误的。

童心是指真心、真情，象儿童心灵一样纯洁无瑕的境界。陈伯吹强调儿童文学作家要有一颗童心，无非是要求作家真正深入儿童生活，了解和懂得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他们的思想、感情、语言、志趣以及对事物的理解方式和水平等，以便使自己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为孩子们所喜闻乐见，更好地发挥儿童文学的社会功能。一些研究者还指出，陈伯吹的立论，和美国资产阶级教育家社威的“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是有本质区别的。杜威主张“教育于自身以外无目的”。陈伯吹对此是有异议的，他认为“儿童本位主义”提法不利于“百花齐放”文艺方针的贯彻，儿童文学作家应当“一反过去那种甜蜜蜜、软绵绵的、温情而无原则地迁就和讨好儿童的态度”，以高度的责任心创作优秀作品，“来哺育今天的新儿童”(《谈“儿童戏剧”》，载《儿童文学简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

关于“童心论”的讨论，除直接关系到儿童文学的特点问题外，也涉及到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等领域。茅盾于1979年曾发表文章，指出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也应百家争鸣，对“童心论”也应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探索，他还提出“要看看资产阶级的儿童心理学是否还有合理的核心，不要一棍子打死”(《中国儿童文学是大有希望的》，《人民日报》1979年3月26日)。有的研究者认为，杜威的“儿童中心”，是对赫尔巴特等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的挑战，它反对压抑儿童的个性，强调重视儿童的主动性、创造性；反对“静听”书本知识的教育，主张儿童在活动中获取直接的感性经验，因而仍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