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71页（2699字）

从林琴南在1899年用文言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算起，我国对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到50年代，我国先后涌现了一批以傅雷、李健吾为代表的优秀翻译家，法国重要作家的主要作品也大都有了中译本。但是解放前法国文学研究的基础十分薄弱，除了吴达元等编述过几本内容简略的法国文学史、李健吾写过《福楼拜评传》之外，没有出现重要的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之后，调整和建立了一些外国文学研究机构。1964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下设研究法国文学的南欧研究室。南京大学于1979年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下设法国文学研究室。武汉大学于1980年成立了法国问题研究所，该所1983年创刊的《法国研究》，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法国为研究对象的杂志。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也于1982年在无锡成立，并于1984年在厦门举行了第二次年会。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对法国文学翻译介绍多而研究不够的状况基本上没有改变。仅有的研究工作在50年代中期以后也受到“左”的路线影响。关于对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争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于1946年在上海出版后，在我国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茅盾曾经说过这部小说“是今天的进步青年所爱读的书”(茅盾文集》第10卷第99页)。但是从1957年起，对这部作品产生了争议，报刊为此展开了讨论。有的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是博爱的颂歌，它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严重局限性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广大读者则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因为未能统一认识，这场讨论只好不了了之。

对《红与黑》评价的争议从“文革”前就已开始，断断续续，直至现在仍有文章发表。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理解“红”与“黑”，如何评价主人公于连，以及书中描写的阶级关系等等。李健吾在《文学知识》1959年第4期上发表的《〈红与黑〉里的于连及其他》一文认为，“《红与黑》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的巨着，本身艺术成就很高，暴露当时的法国社会也很深刻”，“于连性格中有矛盾的两个方面，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向上爬和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仇恨，也就是后者使于连保住自己的人格，始终不肯屈服在统治阶级的脚下”。但是也有完全否定的意见，如杨周翰、吴达元、赵萝甦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就认为“于连的一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一生”(下卷，第124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法国文学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出版，既是外国文学研究、也是法国文学研究得到发展的一个标志。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是法国文学研究中一项突破性的成果，是我国第一部资料充实、规模宏大的多卷本的法国文学史，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地介绍和总结法国文学历史的重要着作。此外，李健吾修订再版了《福楼拜评传》，罗大冈修订再版了《论罗曼·罗兰》，郑克鲁出版了《法国文学评论集》，张英伦发表了专着《大仲马传》，南京大学外文所法国文学研究室编译了《当代法国文学词典》。在资料方面，柳鸣九、罗新璋编选的一套大规模的《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第一种《萨特研究》和第二种《马尔罗研究》已出版)，对开展法国文学研究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武汉大学法国问题研究所于1983年10月在武汉举办了受过中国文化影响的法国诗人维·瑟加兰(1878－1919)年和圣－琼·佩斯(1887－1975年)学术讨论会，在学术交流方面为中法学者合作研究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

近几年来，国内对法国当代着名的作家、哲学家让－保尔·萨特(1905—1980年)的争论十分热烈。由于萨特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潮，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等着名哲学观点，而且致力于文学创作，以文学作品来阐述和表现自己的主张，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可尊敬的妓女》曾在我国上映。由于萨特在现代西方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由于他一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复杂性，他自然成了我国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士几年来争论的中心。

柳鸣九《关于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2期)一文的发表，揭开了这场争论的序幕。柳文认为，萨持继承了过去时代资产阶级进步的思想传统，他的存在主义理论也不是没有积极可取的成分，如“存在先于本质”论、“自由选择”论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个性自由论、个性解放论的一种新的形式。萨特是在20世纪的条件下达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最高度。柳鸣九在他主编的《萨特研究》的序言中，提出了“指出萨特哲学思想中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内核”的任务，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力量在于：一方面指出了现实的荒诞，一方面又给在荒诞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指明了一条出路——自由选择。因而萨持的存在主义不是反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的哲学形式。

陈燊的《也谈萨特》(《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3、4期)认为，萨特典型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和动摇。他的作品表现了厌恶感、孤独感、虚幻感。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主要归结为主观辩证法，而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走的是既反对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他所说的“革命”，首先是要求个人自由。文章认为，不能忽视和低估悲观绝望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人们思想的毒害与萨特诋毁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冯汉津的《评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红旗》1984年第10期)认为，萨特的文学图象是一片肃杀破败的景象，是一幅扭曲了的现实生活形象的图画。萨特没有也不可能正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不合理现象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而把它化为抽象的、绝对的生存痛苦，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现实。萨特所宣扬的自由选择是一种脱离社会的孤立行为，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自我满足，实质就是利已主义，具有极大的荒谬性和倒退性。

由此看来，关于萨特及其作品的争论是很激烈的，对萨特的研究和争鸣还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