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中国人种和文化西来说”的澄清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00页（4945字）
早在1925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根据他先后在河南渑池仰韶村以及甘肃、青海等地考古所获，将这种远古时代的文化遗址分为六期，由此得出“中国人种和文化西来”的结论(《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五号，1925年)。我国学术界对此持有不同意见，裴文中指出，新疆的彩陶文化，实较黄河流域为晚，故“文化西来说”，“似有修正之必要”(《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50年9月)。尹达认为，安特生的理论根本靠不住，他没有把考古文化堆积的层位关系弄清楚，其科学价值也相对地减低(《新石器时代》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10月)。安志敏指出，安特生的分期，主要错误是颠倒了它们的相对年代和把它们当做同一文化系统(《关于甘肃远古文化的一些新证据》，《历史教学》1958年第1期)。李亚农认为，中国民族原来就是东部亚细亚的居民(《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岑家梧认为，中国人种文化西来说，是以部分决定全体，相同物质生活条件和地理环境，可以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中国原始社会史稿》，民族出版社，1984年3月。按：原书写于1958年)。50年代的这种讨论，从考古学角度和理论上否定了“中国人种和文化西来说”，使有关问题得到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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