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秦古史的分期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00页（7255字）

本世纪30年代，郭沫若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首次把中国古代社会史阐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种生产方式有规律地递替的历史。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业已展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史学工作者注意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作出探讨。大多数人认为，奴隶社会替代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奴隶制是中国历史上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但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关于中国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的时间，有太昊、少昊、炎帝、黄帝时代说，有夏启时说，有商汤时说，有商末周初说等。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时间，主要有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朝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其中以西周、战国和魏晋说的影响最大。讨论涉及的问题之多和范围之广，都是建国以前所无法比拟的。重要论文分别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分别于1956年和195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文史哲》杂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中华书局，1957年)、江西省历史学会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大量的文章就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先秦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土地所有制形态、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物质条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物质条件、奴隶与农奴的区别、主要生产者的身分。人殉和人祭、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商鞅变法的内容和性质等等进行了讨论。林甘泉等人撰《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书，对此已作了比较全面的系统总结。

除此之外，50和60年代前期有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先秦断代史和专题史的论着问世。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考古学专刊甲种第2号，科学出版社，1956年)一书，是甲骨学殷商史的专着，除了论述甲骨学本身的问题之外，还全面考察了殷代的祭祀制度、官制、政治区域、方国地理、农业和天文历法等问题，是书影响之大，至今不衰。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一书，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战国历史的断代史专着。许顺湛《商代社会经济基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等都是第一阶段中比较重要的论着。

第一阶段的先秦史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造就了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事先秦史研究的队伍。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和先秦历史特点的定性研究方面已经到达相当的高度。但是这一阶段还有许多严重的不足之处，首先，一些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时，往往机械地搬用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模式，忽视了中国古代社会固有特征的研究。由于理论上的混乱和方法的不同或不善，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概念之争或枝节问题的分歧。其次，在先秦历史的定量研究方面显得相当薄弱，一般地说，是总体研究多，而多层次的纵横研究少。诸如直接运用经济学手段考察先秦社会、用科学技术发展史眼光衡量中国古代文明，以及对于春秋国别史的探讨，等等，都未能充分进行。

第二阶段的先秦史研究，遭受文化大革命破坏，“四人邦”将史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歧途，先秦史的学术研究几乎处于相对停滞的阶段。但是我国的史学工作者仍在极端艰难复杂的条件下取得了少许成果。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一文，首次揭开了殷人利用进入某些方国开荒之便而扩大国有土地的史实。胡厚宣《甲骨文所见殷代奴隶的反压迫斗争》(《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一文，提出了奴隶以逃亡和焚烧统治者粮仓进行反压迫斗争的卜辞证据。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一文，突破了商朝活动仅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传统观点，提出从遥远的北方到大江南北，商文化有着鲜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见解。林甘泉《对西周土地关系的几点新认识》(《文物》1976年第5期)一文，指出卫鼎甲、乙和卫盉铭文记载的共王时期奴隶主贵族之间出租和转让土地，是奴隶主土地国有制遭到破坏和土地开始私有的重要标志。此外杨鸿勋关于商代宫殿建筑的考察和复原《从盘龙城商代宫殿遗址谈中国宫廷建筑发展的几个问题》，《文物》1976年第2期)，竺可桢关于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论证《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为先秦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这一阶段后期就大汶口文化时期古代社会性质进行了热烈讨论。一种意见主张，大汶口墓地随葬情况表明，原始社会晚期的社会公仆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以及家庭间的贫富分化，是阶级产生的两种途径(魏勤：《从大汶口文化墓葬看私有制的起源》，《考古》1975年第5期)。一种意见认为，大汶口文化正处于父权取代母权、私有制和财产差别产生和发展的原始社会走向解体的重大变革时代(于中航：《大汶口文化和原始社会的解体》，《文物》1976年第5期)。也有人提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它是从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建立的奴隶制国家，中国至少有6000年的文明史(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但有人提出否定意见，认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属于氏族社会后期，还没有进到奴隶制国家阶段(彭邦炯：《是氏族社会不是奴隶制社会》，《光明日报》1977年12月15日)。另外有人指出，大汶口文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期和中期的生产关系是原始氏族共产制，社会的组织结构是母权制氏族公社，晚期已产生了私有制，确立了父权制(鲁波：《从大汶口文化看我国私有制的起源》，《文物》1976年第7期)。但也有人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两性关系和婚姻制度是男子占据了中心地位，是父权制氏族制度的证明(胡顺利：《关于大汶口文化及其墓葬制度剖析中的几个问题》，《文物》1977年第7期)。

第三阶段的先秦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全盛时期。60－80年代以来，一系列考古学上的重大成果，促进了第三阶段先秦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新的课题和新的领域不断开辟。与此同时，过去的一些重要争议问题被再度提起，某些方面的学术意见分歧渐趋一致，许多薄弱环节得到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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