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01页（7216字）

国家的形成问题 学术界结合恩格斯阐述的国家兴起的三种形式：一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雅典国家，二是“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的罗马国家，三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德意志国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对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作了探讨。多数意见认为，我国国家的形成，遵循着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基本上可以从上述三种模式中寻求范例(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石兴邦：《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史前研究》创刊号，1983年)。但也有意见认为，我国中原地区最早国家的形成，与这三种模式比较，有自己的特点，即在氏族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中，通过频繁的部落战争和公共的治水工程，由地缘性的部落联盟转化形成(王震中：《试论我国中原地区国家形成的道路》，《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先秦国家的政体问题 是长期以来有争议的研究领域。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先秦奴隶制国家经历了奴隶制城邦和奴隶制帝国两个阶段，前者是贵族改治、民主政治的城市国家，后者是专制主义君主政体的国家(《世界上古史纲》上册；日知：《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吴平凡：《上古西域诸国也是奴隶制城邦》，《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特有这种意见者主张，尧舜时代是古代城邦制产生前夕，三王时代、五霸时代、战国时代是城邦制由创始、全盛到衰亡的三个发展阶段，统一的专制帝国只能从秦代开始。还有人主张商代是在城邦国家基础上结成的城邦国家联盟(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也有人主张商周时代为贵族民主制政体，战国时代又向国君为首的中央集权制转变，秦并六国，才完成了这一转变的过渡(张凤喈：《商周政体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城邦制度，先秦国家自始至终是君主制政体(吕绍纲：《中国古代不存在城邦制度》，《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持有这种意见者主张，商周国家政体是君主专制，战国各国相继建立封建集权政府，秦并六国而建立封建的统一专制主义帝国(詹子庆：《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问题浅议》，《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还有人主张商代是在广阔的国土中实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杨升南：《卜辞中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也有人主张周代是带有贵族共和色彩的贵族专制政体(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夏代国家和夏文化问题 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至于夏代国家形成的标准，有人举出夏启变选举为世袭，变传贤为传子(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有人则认为应以按地区划分国民和公共权力的设立这两条标准考察夏代国家的形成(姚政：《试论夏代国家的形成》，《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

从考古发现中探索夏王朝时期夏族的文化，起自30年代，历经半个多世纪，取得很大进展，虽然意见歧出，但当前已主要集中到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方面。不但夏纪年和夏人活动区域一再引起讨论，而且对于夏文化的内涵和夏代社会性质也有了多层次的研究。有人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出现的“乱葬坑”和人祭坑是阶级压迫的证据，登封王城岗城堡遗址标志了阶级社会的产生和社会进入文明时代(黄石林：《关于探索夏文化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有人进而认为，王城岗“夏代早期小城堡”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史的里程碑，标志了原始社会结束，阶级社会开始和国家产生(杨育彬：《谈谈夏代文化的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4期)。还有人进而提出，王城岗出土的铜块，是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的又一重要标志(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3年第3期；贾峨：《关于登封王城岗遗址几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84年第11期)。对此有人持不同见解，认为城堡出现于原始社会后期，是防御设施，并不意味着出现了国家；所谓人祭坑中的人牲应是野蛮时期用来供献神灵的战俘；而铜器的产生绝不能保证一定产生文明(杨宝成：《登封王城岗与“禹都阳城”》，《文物》1984年第2期)。还有人直接指出，城堡和人祭坑尽管有助于追寻国家产生的踪迹，但还应以恩格斯关干国家与旧氏族组织不同在于按地区划分其国民和公共权力的设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这两条标准进行考察(赵世超：《夏代奴隶制国家形成标志复议》，《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

宗法制度问题 自王国维提出殷人继承之制以兄终弟及为主，无嫡庶之分，周人立子立嫡，由是而生宗法(《殷周制度论》，《学术丛书》1917年)，后来论此问题者多从其说而讳言商代。有人进而提出宗法制度是周人的创造，是在新的封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为它服务的一种上层建筑，是直接以维持大小贵族的土地所有制为目的，间接以巩固封建社会秩序为目的(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还有人说商代实行幼子继承制(赵锡元：《论商代继承制》，《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对于王说，50年代已有人表示怀疑。近来裘锡圭直接提出，殷墟卜辞中的“帝”“介”，与周人所说的嫡、庶意义很近，这种区分直系旁系的“帝介”之制，跟宗法制度强调宗子世袭制以及大、小宗统属关系的精神完全符合，所以商代的宗法制度实际上无疑已经存在(《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另有人指出商代与周代一样，以长子继承王位为常法，传弟是出于生母的地位，不在于继位兄弟本身的因素，是少数，更无所谓幼子继承制(杨升南：《是幼子继承制，还是长子继承制?》，《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此外有人就宗法制与君主专制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这种制度既要求人们对大宗宗子即君主绝对服从，又要求对自己的宗子绝对服从，这一矛盾是导致从西周到春秋政治权力重心不断分散下移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兰仲：《试论春秋时代宗法制与君主专制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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