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41页（11357字）

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中国近代史是一门新兴的重要的学科。1949年中华人民共为国建立以后，社会历史的大转折，提出了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学术界“书不读三代以下”、不屑于对近代史进行研究的旧习气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50年，从解放区进入北京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建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为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最早成立的研究所，由范文澜任所长，汇集了一批新老学者从事近代史研究。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也开设了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立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人材，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力量。与此同时，一批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撰写的近代史着作和严谨的考据书籍出版发行，奠定了这一新兴学科的学术地位。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50年代初修订重版，大量发行，在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1949年8－10月在人民日报连载，1951年8月出版)、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1954年修订再版)在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建立中国近代史的分支学科方面也起到了良好作用。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事考》等几本史料考辨集的出版，为把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专门分支——太平天国史研究放到可靠的史实基础上做出了贡献。

中国近代史研究在1966年前的17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首先表现在，从事近代历史研究的学者们努力研读、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尝试、探索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近代史的撰述，在批判旧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史学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体系、见解方面取得了共同认识，接受了基本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看待、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同时也注意吸收旧中国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积极成果。

5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近代史学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积极成果。195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一书，结集了参加这次讨论的胡绳、孙守仁、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等人的论文。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是个具体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理论问题，它们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近代史研究，如何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旧史学观点，如何确立中国近代史的总体系，如何评价近代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脉络等。胡绳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参加讨论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涉及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提出了关于历史分期的不同主张，但对于胡绳的意见，与会者多数表示了赞同，并无根本的分歧。这次讨论后，有一批中国近代史的着作问世。代表性的着作有郭沫若主编、刘大年负责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1962年版)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1964年版)。此前还有戴逸编着的《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和林增平编着的《中国近代史)。

关于近代史分期，参加这次讨论的多数人都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划在1840－1919年，即开始于鸦片战争，终止于“五四”运动。也有一些入主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说，认为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社会，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应当把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通常所说旧民主主义革命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看作中国的近代史时期，近代史的下限应当定在1949年9月。但在实际上，建国后17年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19年前的80年间，对1919年后30年的历史研究，则薄弱得多。这方面的代表作只有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李新等编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等。

新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工作者把正确说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当作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之一。这是新旧中国历史学者在史学观上的最大分歧之一。以太平天国100周年和110周年、戊戌变法运动60周年、义和团运动60周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为契机，学者们对太平天国、维新运动、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的历史集中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表现在充分肯定了农民革命运动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进步作用，指出人民群众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从而在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近代经济史、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受到重视。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也取得了成绩，丁名楠等编着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是这时期的代表性着作。历史人物的评价引人注目，关于李秀成功过的评价引发了一场热烈的百家争鸣。但是，由于“左”的思潮的发展，这一场正常的学术争鸣被导入政治性批判的歧路。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窒息了中国近代史的科学研究。这10年间，全国几乎没有出版一部严肃的近代史着作。批判资产阶级、过度拔高农民起义领袖等做法以及“儒法斗争”从古代延续到近代等谬论流行。政治斗争扭曲了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屈从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学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一样，近代史研究也空前活跃起来。这表现在研究机构的扩大，学术团体的迅速发展，学术讨论会的频频召开，国际学术交流的兴起等方面，尤其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课题的深入，重要学术问题百家争鸣的繁荣和论着的大量出版上。同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发挥其教育职能方面，通过近代史通俗读物对广大青年和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得到了充实，研究机构得到调整，分别成立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史、现代史各研究室，几乎囊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各个主要方面。研究条件也相应得到了改善。各省市社会科学院都相继设置了历史研究所，个别省还设有近代史研究所，绝大多数省市属历史研究所内部都有近代史研究室及与近代史有关的专题或分支学科的研究室。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原有的近代史教研室也充实了力量，有些学校还设立了近代史有关专题或分支学科的研究所或室。为了培养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后继人才，各研究机构和大学招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生与日俱增。近代史研究的刊物增多，除了《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史学刊物外，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还创办了《近代史研究》。

与近代史研究机构增强力量的同时，中国近代史有关学科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学会、研究会纷纷成立。从1978年起，各地成立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研究会、学会有：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华北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西南军阀史研究会、孙中山研究会、南京太平天国史学会、江苏省中华民国史研究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会以及中华民国史研究和资料工作协作委员会等。这些学术性团体，频频召开了学术讨论会，其中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等的学术讨论会。分支学科如经济史、文化史、哲学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人物如林则徐、左宗棠、蔡锷、孙中山等，以及近代会党、光复会、中国国民党等，也都曾召开过学术讨论会。会后一般都有论文集出版。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开放政策相适应，近代史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开始兴起。不少大型讨论会邀请外国学者参加。如1979年南京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1980年济南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1981年武汉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1984年天津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84年广州孙中山学术讨论会、1985年涿县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等。不仅如此，中国学者还积极参加了外国的或国际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讨论会，如1982年4月，中国近代史学者胡绳、章开沅、李泽厚、李宗一等应邀出席了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特别学术讨论会，与台湾省的学者秦孝仪、张玉法等一起讨论了辛亥革命问题。1984年9月，近代史学者余绳武、戴逸赴联帮德国参加第29届欧洲汉学家会议。中国学者并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外国学者也在国内刊物上撰文。近代史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专门介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成果。

新时期近代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对已往研究的深刻反思。研究者们认为已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斗争学说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和形式主义，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是一部中国近代政治史甚至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经济史的研究很薄弱，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重视得不够，思想史的研究刚刚开头，文化史(不论为广义、为狭义)的研究还没有提上日程，军事史的研究停步不前。就是政治史，也只是着重研究了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和运动，对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研究则很不够，因此一部近代政治史也存在跛脚情况。1919年后30年那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近代史研究者来说，几乎还是一片荒原。从近代史研究的总体布局来说，不少研究者对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固有模式感到不能满足，要求突破并探索更能反映中国近代史全局的新模式；同时认为，已往从事近代通史或者近代史教科书编写的力量较多，各项专史的研究力量则感不足。近代史研究中一些带指导性的结论和概念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等等，大多数研究者都是接受的，但是缺乏严格的、科学的、建立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的论证，因此难以经受住来自反面的挑战。以往的近代史着作多限于描述历史事件及其过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显得就事论事，从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剖析两方面来说，都缺乏研究、比较、论证，因而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抵牾的历史现象难以作出科学的解释，从似乎毫无规律的历史事件寻找出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落不到实处。这种反思在研究者间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另外，对近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对近代史研究从何处深入，认识也不一致。刘大年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应是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加强唯物论理论指导，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向前推进。有人则认为加强文化史研究才是突破口。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反思引起了研究者思想的解放和思路的开拓，促进了研究工作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到八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与此前20多年相较，是大大前进了。从发表的着作和论文来看，质量胜于以往，数量大大超过以往20多年的总和。建国以后至1976年，出版的各种近代史着作不过200多种，论文约5000篇。八年间出版的各种近代史着作达800种，平均每年约百种；论文8000篇，平均每年约达千篇。

中国近代通史这几年也有巨制新篇问世。胡绳着《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卷，条分缕析，议论恢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刘大年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已出版了3册，后两册仍在编写中，该书从宏观上把握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吸取同时期近代史研究的积极成果，引起学术界瞩目。此外还有苑书义、胡思庸等编着的《中国近代史新编》和《中国近代史》的陆续出版。以上几本书都是按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中形成的基本认识编着的，都不包括1919年以后的历史。对此模式学术界存在议论和批评，但是，要探索和建立新的模式，还要依靠专题研究的深入和各个分支学科(包括交叉学科)的发展。应当说，以上几本通史着作反映了建国以来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和水平。

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是已往研究的重点，新时期仍然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力，成果卓着，衮然可观。太平天国史大家罗尔纲陆续出版他的考订着作。新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已问世，新着《太平天国史》也将掷笔。此外，茅家琦等《太平天国兴亡史》、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以及牟安世《太平天国》(修订再版)，都是有份量的专着，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的《太平天国运动史》也已付梓。以上这些着作，起到了推进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作用，并表明太平天国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颇为成熟的领域。戊戌变法史研究也有前进。汤志钧的专着《戊戌变法史》，积数十年研究心得，代表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平。还有一些后起之秀潜心钻研，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近几年也较活跃，义和团源流的研究较前有了进展，廖一中等编着的《义和团运动史》的出版，填补了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专着不足的缺陷。路遥为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编的《义和团运动》一书，概述了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的主要成就和问题，编选了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的主要论文，反映了义和团研究的目前水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是近些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富成果的领域之一。已出版的代表性着作有章开沅、林增乎主编的《辛亥革命史》3卷，金冲及、胡绳武编着的《辛亥革命史稿》两卷(共3卷)，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两册(辛亥革命前后)。这三部书总结了建国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成果，探索和勾划了辛亥革命史的方方面面，各有建树，标志着我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阶段。此外，还有20多本论文集出版，属于个人的论文结集的有刘大年《赤门谈史录》、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以及胡绳武、金冲及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1981年在长沙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表明，一大批青年史学工作者已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中极有希望的后备军。关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无论在深度或是广度上，近几年也都有所前进。

通过研究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可以看到农民阶级在近代史上表现了主力军的作用；通过研究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在近代史上表现了新生产力代表者的积极作用。这在我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上，是人们注目的重点。但是，对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研究得还不够，因此，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近代历史，仍然是片面的。近些年对清末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表现，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展开了研究，并且取得了初步成绩。这是学者们对近代史研究进行总体反思的结果，然而，投入的力量还不算多，取得的成绩还不够大，研究工作显得比较零乱，还没有确立起引入注目的中心论题。

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在新时期主要表现在中华民国史这一新的领域的开辟。中华民国史起于1911年，止于1949年，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三部分内容。除辛亥革命史研究较深入外，其余部分的研究都异常薄弱。50年代的科学规划中，中华民国史研究虽定为项目，却从未组织实施。自70年代初近代史所开始着手此项工作，到1978年建立民国史研究室，南京等地也建立起相应的研究机构，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才引人瞩目。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的中华民国史，应是中国历史中一部断代史，它所涵括的内容应是全面的；单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它至少应包括中华民国历届政府的统治和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部分；由于后者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加以介绍，这里只说前者。中华民国史的研究目前正集中于它的初期，《中华民国史》第一编是它的创立时期，它的第二编关于袁世凯的统治部分正在撰述中。袁世凯统治时期是目前研究中较有成绩的领域。关于袁世凯的传记已有几部出版，李宗一的《袁世凯传》较有特色。谢本书主编的《护国运动史》则描述了袁世凯政权崩溃前后政治、军事形势。关于皖系、直系和奉系对政权的争夺，目前尚无较好的专着向世。国民党新军阀间的战争，已出版了张同新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已提上日程，并已出版了龚古今、唐培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和何理着的《抗日战争史》两书。还有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和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分别勾勒了北洋军阀和中华民国的兴亡史。对北洋军阀和中华民国史作总体的勾勒，目前尚感条件不足，上述两书为此作出了努力，无疑会有助于研究的前进。综观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虽在民初若干问题上有可观成绩，总起来看，这个领域目前尚处在搜集资料的阶段，许多专题尚无人涉猎，大量成果的涌现当在对这一重要领域作了辛勤耕耘之后，这是指日可期的。

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这几年也有可观的成绩，单是专着就有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全慰天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黄逸峰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彭择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隗瀛涛等《重庆开埠史》、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十几种。还有大量论文，论及这一时期的各种经济现象。相比之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就不如经济史那样突出。近代中外关系，本质上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一直居于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首位。由于面临6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的特殊背景，中俄关系史的研究自70年代以来得到加强，出版了余绳武等集体编着的《沙俄侵华史》3卷、郭绳武等主编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等几本专着，在全面研究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时，重点考察了沙俄分割中国领土、中俄边界的形成等问题。除中俄关系外，近代中国还同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关系密切，可惜除中美、中俄关系有过一定研究外，中英、中日、中法、中德等关系都缺乏系统而深刻的科学研究。英国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为密切的国家之一，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相当长时间内英国是执牛耳者。可惜至今尚无一部系统的中英关系史或英国侵华史出版。王绳祖的《中英关系史论丛》只是一部论文结集。香港收回谈判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近几年来香港史的研究已提上了日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来关系密切。在近代，日本是唯一一个发动两次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国家，其对中国历史响影至巨，至今却无一部全面系统的日本侵华史出版。至于中法、中德关系史几乎还无人问津。以上情况，是值得近代史研究者反省的。另外，丁名楠等撰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已经定稿，不久即可问世。中国近代文化史是近些年才提上日程的近代史分支学科。一支文化史的研究力量刚刚集结起来。近代文化史究竟以什么为研究对象，至今尚在争论，难以形成一个科学的界定。看来需要组织力量对近代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展开一些个案研究，然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出科学的综合概括，以期尽早形成独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历史人物的研究历来最为人们所注目，近几年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收获也极丰富。以传记、评传一类形式(年谱除外)出现的人物研究方面的专着，200页以上的大部头达50多部，200页以下的有40多部。

在众多的人物研究中，以孙中山和鲁迅的研究最为突出，已发表的研究专着各在10部以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分支学科。以孙中山为例，全国成立了孙中山研究会，大力推进对孙中山及其时代的研究。除专着外，研究孙中山的文章达600篇之多，涉及孙中山的革命业绩、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他所代表的阶级及其生活的时代、他与封建统治阶级、军阀、帝国主义的关系等，总之，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史的贡献及其影响。孙中山研究是近代历史人物研究中最有特色、开拓面最宽、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

新时期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学术讨论中百家争鸣的繁荣。近代史研究中差不多所有重要问题都存在着争论，诸如对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评价、对鸦片战争中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作用及其政权的性质、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对立宪派及其历史作用的估价、对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阶层划分、对立宪派和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对孙中山在护国、护法运动中的作用、对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作用的估价和抗日主动权的认识等等，都有不同看法；对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如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等，见解也不尽一致。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洋务运动的性质的争论，是这几年争论最热烈、持续久、牵涉面宽而分歧显明的两个问题。关于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一派意见(以李时岳、胡滨为代表)认为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其根据是：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另一派(以胡绳为代表)不同意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历史的进步潮流，认为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上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考虑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因而认为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简略一点，也可概括为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一辛亥革命的公式。这一派并不轻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这个革命不胜利，资本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不可能的。第三派(以章开沅为代表)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对上两派的观点都有所批评，但又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应被理解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由此可见，第三派的基本观点与第二派是大体相符合的。

由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不同理解中可以看出，关于洋务运动的分歧是一个关键。洋务运动是近几年争论最为热烈的议题。大体上有三派主要观点。一派认为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亡而发起的自救运动，它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方面客观上有某种进步作用，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起了阻碍作用，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它不可能使中国走向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不能认为它是近代中国进步运动和进步潮流的开端。另一派是近几年兴起的，他们把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价洋务运动的标准，认为洋务运动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矛盾的产物，其主要目的是抵制外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它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运动，它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因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进步运动，其主要历史作用是积极的。第三派对上两派有所批评，既不同意它是进步的运动，也不同意它是反动的运动，这一派认为洋务运动符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具有“御侮”的性质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只是到了80－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逐步成熟，洋务思想和洋务派才失去积极意义而成为反动的东西。可见这一派主张的主要倾向是接近于上一派的。对洋务运动的争论还在继续。看起来，要提高洋务运动研究的水平，还要做出新的努力：第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切实地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第二，要切实把握中国的国情，真正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出发研究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运动，研究在这一国情下，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政治经济意义；第三，认真研究洋务运动时期各主要企业的发展状况，并观察它对政局的影响，从而判定这一运动的实际政治经济意义。第四，真正开展百家争鸣，在互相切磋和驳议中求同存异，推动研究的前进。

关于近代史资料的建设。建国以来，对近代史史料建设的重视，是值得称道的。作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提倡，建国之初，以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正副会长的中国史学会一成立，就把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确定下来，并组成了以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为成员的总编辑委员会。这个总编辑委员会，是迄今为止最高规格的历史资料编辑指导机构，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视。在总编委指导下，先后陆续出版了由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主持编辑的近代史系列资料：《义和团》(4册)、《太平天国》(8册)、《回民起义》(4册)、《捻军》(6册)、《戊戌变法》(4册)、《中法战争》(7册)、《中日战争》(7册)、《辛亥革命》(8册)、《洋务运动》(8册)，到1978－197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六册也出版了，《北洋军阀》卷的资料编辑工作，迄今仍在进行中。这套近代史丛刊68巨册的出版，为开展中国近代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在编辑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近代史研究所还于1954年创刊了《近代史资料》，专门发表公私收藏的各种有价值的近代史料，除“文革”十年停刊外，已出版约60期，始终受到近代史研究者的欢迎。全国政协和各省市政协还出版了各自的《文史资料》，刊印自戊戌变法以来各次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们的手稿、回忆。各出版机构还大量出版了档案资料、海关史料、经济史料，名人文集全集、日记手札、函电，回忆录，影印了近代报刊，翻译了外国出版的与中国有关的档案文件和私人着述，以及编写了历表，年表、目录索引、近代期刊介绍、辞典、历史地图，等等，其数量大大超过同时出版的论着。粗略统计，1977年前超过300种，1978年后超过1000种。近代史料汗牛充栋，今后还要有重点地出版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史料，尤其要加强重要档案资料的出版，注意搜集藏在海外的各种近代史料，并提高史料的编辑水平，加强辨伪和考证工作，提供真实可靠的史料，为进一步开展近代史研究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3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来说，还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培养造就新的研究人才，加强研究者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研究工作中提倡扎实功夫和创新精神，认真开展百家争鸣，完善中国近代史的科学体系，提高近代史的研究水平，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