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关系史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60页（5813字）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史学界没有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门队伍。解放前近50年，在人民群众不断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影响下，也有人撰写了列强侵华史、近代中国外交史等方面的论着。这些论着勾画了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粗略轮廓，对列强侵华罪行有程度不同的揭露。但大多数论着仅限于简单罗列历史现象，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同时在许多论着中反映出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个别着作甚至美化帝国主义侵略，诋毁人民群众反帝爱国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史学工作者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认识和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使整个学科的面目为之一新。他们在资料匮乏的困难条件下辛勤劳动，初步改变了解放前这一研究领域冷冷清清的局面，无论是论着的数量、质量，还是选题范围，都超过了旧中国时期。从这阶段的研究内容看，主要是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和中外友好史。

帝国主义侵华史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就国别而言，对美国侵华史的研究居于首位。从抗美援朝开始，史学工作者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出版了刘大年、卿汝楫等分别撰写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三联书店，1954年)。这些论着全面揭露了百余年来美国侵华的史实和本质，对中美关系史上许多重大问题，例如“门户开放”政策、威尔逊对华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等，提出了新的见解，与旧中国一些论着中美化美国侵略的提法形成鲜明对照。这些论着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对动员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起过积极作用，也为进一步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提供许多线索。缺点是其中有些论着缺乏坚实的资料基础和应有的理论分析，个别论着中还存在牵强附会简单化的做法。居第二位的是对英国侵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鸦片战争和西藏问题的研究。重要着作有列岛编辑的《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65年)、余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等。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侵华历史的研究较少。对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的研究成绩较大。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在大量资料搜集工作的基础上，撰写了一批内容比较充实的论着。对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及中国外债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对帝国主义在工业、外贸、交通运输等方面侵略活动的研究也有初步进展。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史的研究则相形见绌，大多数论着只限于对侵略史实作简单的、表面的揭露，缺乏深入的考察与分析。

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综合性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对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该书抓住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主线，论述鸦片战争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85年间“官”、“民”、“夷”三者相互矛盾的变化和发展，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该书出版年代较早，尽管在史料的运用及论断的准确性上尚存在一些缺陷，仍不失为一部高水平的史论性着作。丁名楠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列强侵华的重大历史事件，比较系统地利用了当时国内能够见到的各国外交文件和其他资料，较好地实现了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胡滨的《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三联书店，1957年)也是一部比较重要的着作。此外，有些学术论文运用事物的矛盾法则从事研究，分别对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在华相互关系和对华政策进行探讨，揭示了它们相互的勾结与争夺对近代中外关系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立意新颖，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有的学术论文对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买办化官僚势力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索(这类综合性学术论文有邵循正：《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买办化军阀官僚势力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余绳武：《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

正确评价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别于旧史学的特征之一。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十分重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史的研究工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叙述某一具体事件始末的表述性论着居多，但也有部分论着对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个方面的反侵略斗争展开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对斗争的性质、起因、指导思想、参加者、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等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李时岳的《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1958年)一书和陈锡祺关于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论文就属于后者(《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纪念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120周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苏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中苏友好史的研究受到了中国史学界的重视。但是，在研究成果中，叙事性的短文居多，史料翔实、说理透彻的学术论着罕见。彭明的《中苏友好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书，主要依据中文报刊资料，论述两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的相互支援，勾画了中苏友好史的大致轮廓，在这类论着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当时中苏关系方面的资料严重缺乏，研究者不仅没有机会接触原始档案，连第二手的外文资料也很不完备，致使科研工作受到极大限制。中苏关系史的研究，迄今在中国基本上仍是空白。

钱实甫的《清代的外交机关》(三联书店，1959年)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着。该书把清代外交机关的沿革与不同时期中外关系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使人们看出，近代中国外交机构诞生和演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个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对近代中外关系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初见成效。大型资料丛书《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1957－1964年)以及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提供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有关中外关系的大量史料。此外，还出版了有关外债史、铁路史、外贸史等方面的资料书。在古籍整理方面，重新校点出版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等史籍。工具书方面，出版了王铁崖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1－3册)(三联书店，1957－1962年)等。

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历史学遭受浩劫，中国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一度陷于停顿。从70年代开始，才在中俄关系史这一局部范围逐步恢复工作。

1969年中苏两国重新开始边界谈判。为了替当时苏联政府的扩张主义立场制造“依据”，某些苏联学者1972年以来集中发表一批论着，歪曲中俄边界形成史，替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罪行辩护。这就使中国学者不得不公开发表论着，说明历史的本来面目。1977年以前的研究工作侧重中俄领土边界问题。论文大部分属于驳斥苏联学者错误观点的论战文章。这些论文根据历史事实，正确地阐述了下列论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沙俄入侵前，中国西部边界原在巴尔喀什湖；同目前中苏边界有关的一切条约，都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获得比较迅速的恢复与发展。

在这新的阶段，原来有一定基础的领域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学术水平有所提高。在中俄关系史方面，一批专着陆续问世。余绳武、刘存宽等编写的四卷本《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6、1978、1981年)已出版前三卷。书中对我国东北、西北疆域进行了较为缜密的考订，对有关中俄边界的几个重要条约的背景、缔约经过和主要内容逐一进行了认真的考察，给予了恰当的评价。比较重要的专着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着《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郭绳武和陈华主编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特布信主编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佟冬主编的《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等。这一阶段中俄关系史论文数量很多，内容已不局限于中俄领土边界问题，对沙俄侵华各阶段各方面的情况都开始进行研究。我国的中俄关系史研究，主要是利用沙俄遗留在我国东北的图书资料，以及《红档》、《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等书中的外交文件，但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大量引用原始档案材料，使研究工作受到一定影响。在中英关系史方面，新出版的论着有王绳祖的《中英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1年)、牟安世的《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宁靖编的《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在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史研究方面，也有一些学术水平较高的着作问世，如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宓汝成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

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原来比较薄弱，现在也取得显着的成果。最近几年出版了孙克复和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和《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1984年)、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龚古今和唐培新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社，1983年)、何理的《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易显石等的《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专着。在论文方面，选题范围迅速扩大，质量也明显提高。对过去研究不够或根本没有研究的课题，如中日修好条规、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日本与中国军阀的关系、中日两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相互支援等，都进行了比较认真的研究。近代中法关系史研究也有所进展。1978－1985年史学工作者撰写的有关中法战争的学术论文已超过100篇，涉及中法战争的性质、陆海战场的重要战役、对抗法名将刘永福的评价、列强对中法战争的态度、中法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等多方面的内容。

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史某个时期的中外关系以及中外思想文化关系进行研究，撰写了一些填补空白的着作，例如茅家琦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杨建新和马曼丽的《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

许多学者对过去缺乏研究的其他课题，如香港史、外国在华租界史、海关史、国际银行团、美国早期对华贸易、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留学运动史等，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这个阶段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学术空气比较活跃。以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学术争鸣为例，《世界历史》1979年第三期发表了汪熙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一文，对中美关系史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丁名楠、张振鹍在《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摊进，还是向后倒退?》一文中，针对汪熙的论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这场争论吸引了许多学者参加讨论。讨论围绕中美关系史的性质、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评阶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方法等三个问题展开，对深入开展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起了某种推动作用。

学术空气的活跃还表现在学者们勇于对一些传统看法提出新的见解。戴逸的《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一文认为，从表面上看，闭关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具有一点自卫作用，但实际结果是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又如张振鹍的《清末十年间中外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一文，对《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这个长期流行的论点提出异议，认为“彻底投降论”的“彻底”，是带有片面性、简单化、绝对化的提法(《近代史研究》1982第2期)。再如，刘存宽在《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一书的序言中，对如何评价19世纪中叶以来外国考察家在旧中国的活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大多数考察队的动机往往是搜集情报和学术考察交织在一起，考察的结果既有损害中国主权、破坏中国文物的一面，又有取得学术成果的一面。

最近几年，资料书、工具书的编纂工作也有新的进展。第一档案馆(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先后编辑出版了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清代中俄关系的档案史料。私人档案方面，有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的《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陈旭麓等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辛亥革命前后》、《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等若干种。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1至10辑)(中华书局，1980－1985年)是研究华侨史的重要资料。关于外国档案的翻译，已出版了胡滨的《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咨料选译》和《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1984年)、邹念之的《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刘心显和刘海岩的《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齐鲁书社，1983年)等。在工具书方面，有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杨诗浩和韩荣芳编的《国外出版中国近现代史书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