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的探索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07页(1847字)

从考古学上进行夏文化的探索,对于夏代历史和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国以来,随着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商代前期遗存的发现,有关研究的日益深入,特别是在郑州又发现明显早于二里冈期的“洛达庙类型”遗存,于是夏文化问题便提到考古研究的日程。1959年夏季,徐旭生率领调查组前往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和颖水河谷,进行以探寻“夏墟”为中心的考古调查(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随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在豫西、晋南地区继续调查,发现不少早于代表商代前期的二里冈遗存的洛达庙类型的遗址,从中选择偃师二里头进行长时间的重点发掘。由于二里头遗址比洛达庙更为典型,这种遗存被正式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山西南部以夏县东下冯为代表的遗存,因其文化面貌与二里头基本一致,又有所差异,被区分为“东下冯类型”。与此同时,对年代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河南山文化也进行了类型和分期研究。从1977年起,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登封王城岗,又发掘一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堡遗址。

考古学界对夏文化问题的不同看法(殷玮璋:《有关夏文化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1984年第2期),主要有四种:1.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1至4期都是夏文化;2.二里头文化1至4期是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则不是;3.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1、2期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3、4期是商文化;4.二里头文化1、2期是夏文化,3、4期是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则未论及。还有论者提出,陶寺类型龙山文化也应是探索夏文化的对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3两种看法,分歧在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晚期(即3、4期)是不是夏文化。

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邹衡等认为:夏、商是两种不同来源的文化,尽管二里头文化早、晚期之间有一定差别,但前后一脉相承,仍属同一文化,二里头遗址应是夏桀的都城“斟”;而郑州商城则是商汤建立的“亳都”,以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商代前期文化已发生质的变化。至于河南龙山文化,则是夏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不能将二者当成一种文化(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即1、2期)是夏文化的安金槐等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晚期之间,既有继承关系,又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可能与商灭夏的变革有关。二里头早期直接承袭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而二里头晚期则与二里冈文化有密切关系。并推断,郑州商城是仲丁的“隞都”,登封壬城岗的“城堡”可能是“禹都阳城”。二里头遗址则是“汤都西亳”(安金槐:《试论河南龙山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3年第3期)。

争论实际牵涉夏、商两种文化是否同源这个历史学上的老问题。前一种意见倾向于夏商文化不同源,后一种意见相反,因而尽管大家对二里头文化早期可能是夏代遗存的看法比较一致,意见分歧仍然很大。这就需要对河南龙山文化类型、分期、分布、相互关系和来龙去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夏文化的探索虽已取得相当的进展,却未取得共同的结论。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商周时代部分),文物出版社,1984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商周考古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中华书局,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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