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43页（10139字）

30多年来，我国民族历史研究工作经历了开创和发展两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到十年动乱开始的17年，是民族史研究工作的开创阶段。在50年代初期广泛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包括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为民族史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58年提出了编写50多个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的任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增加到16个，参加调查研究工作的有北京和地方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大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到1000多人，搜集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近2000万字，并有大批其他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编写50多个民族简史的工作。1962年，在1959年初稿基础上，写出了修改稿或征求意见稿，并于1964年内部铅印成书。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继续开展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编写工作，成立包括各族简史在内的五套丛书办公室，对50多个民族简史、简志的内部铅印稿，进行了补充调查和修改，并陆续公开出版。据统计，已经出版的少数民族简史有17本：《满族简史》、《回族简史》、《壮族简史》、《畲族简史》、《撒拉族简史》、《黎族简史》、《高山族简史》、《土族简史》、《鄂伦春族简史》、《塔吉克族简史》、《瑶族简史》、《景颇族简史》、《傈僳族简史》、《仫老族简史》、《裕固族简史》、《纳西族简史》、《达斡尔族简史》等，已定稿和交出版社编审的有10多本。这些少数民族简史包括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下限撰至1949年。基本内容有：族源分布、历史发展阶段和过程，较为系统地介绍该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政治制度、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历史上与周围诸族的关系及对祖国的贡献等。

60年代初，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我国一些着名的史学家如翦伯赞、吕振羽、翁独健、白寿彝等都被聘为委员，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进行具体指导。在编写少数民族简史过程中，北京和地方多次召开了民族史学术讨论会，讨论历史上民族的形成和来源、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社会性质、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评价、民族英雄、农民暴动的性质、抗外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等问题。学术界并就编写和研究中国民族史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具体问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展开了讨论和争鸣。争论的问题主要有；关于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和支流问题；关于历史上的阶段矛盾和民族矛盾问题；关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问题；关于民族战争问题；关于研究民族史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问题；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关于历史上的疆域问题，等等。

1960年，翦伯赞在《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一文中，就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看法。他认为用民族平等的原则来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不应该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从历史上删去，或把历史上的不平等的民族关系说成是平等的。承认汉族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历史事实，对少数民族的权利无影响，因为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它的特权，而是它的先进生产方式。在民族融合问题上，他认为在阶级社会，只有民族同化，没有民族融合。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都说成是融合，是掩盖了阶级社会民族关系的实质。另外，就民族之间的战争及其作用，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民族英雄等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问题，吕振羽在《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学术研究》196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在我国原始公社的无阶级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自古迄今，历史上的四次革命(奴隶制度革命、封建制度革命、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的，共同的革命和战争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汉族先进生产经验和技术文化的传播，对祖国的文化、全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和丰富作用；由于各民族的共同生活，逐渐形成相互交往、影响、联系、依赖、推动和渗透的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分布地区和经济联系的不可分割性，形成了我国自秦汉以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问题，1962年，范文澜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指出在历史上存在着民族融合的过程，认为“统治汉族的少数民族，融化的速度较快，而被统治的少数民族，融化的速度较慢”，它取决于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未停止过民族斗争，并且指出，“当国家完全失去抵御外来侵犯的作用，仅仅是一部剥削机器的时候”，应该由民众或强大邻国起来消灭它。因此他认为蒙古灭金和南宋应予肯定。他认为，秦汉以后，中国基本上是统一的国家，割据分裂只是暂时的现象。斗争与融合同时并进，斗争的结果也就是民族融合的终结。

我国史学家就上述问题，纷纷撰文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文章达数百篇之多。

这个时期，我国史学工作者还编写和出版了一批民族史专着，编纂了一批民族史资料。工具书方面，出版的《辞海》中包括了民族史研究的学术成果。专着方面有岑仲勉撰《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突厥集史》(上、下册)、向达着《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余元盦着《内蒙古历史概要》、陶克涛着《内蒙古发展概述》、陈述着《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安作璋着《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撰《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着汇辑》、白寿彝着《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黄现璠着《广西壮族简史》等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等，也都有较大篇幅涉及到民族史问题。史料编纂方面有翦伯赞等编《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第一编、第二编上、下册)、冯家升等编着《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下册)、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组编《柔然资料辑录》、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谢华编着《湘西土司辑略》等等。这些专着和史料，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较高的史料价值，不少书对民族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展开了探讨，内容充实，有独到见解。如我国民族史专家马长寿1956年着《突厥人和突厥汉国》一书，利用了很多突厥碑文资料，吸收了国内外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1961年，他又发表了《南诏国内的部落组成和奴隶制度》。作者利用1959年在云南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所搜集到的资料，对南绍的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和生产门类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论证了奴隶制在南绍的确立，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对南诏政权的错误观点。1962年，他又出版了《北狄与匈奴》和《乌桓与鲜卑》两本书。前者对匈奴的族属、语系、部落、文化、国家的形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包括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等等，作了系统和详尽的分析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后一本书系统介绍了乌桓和鲜卑的历史，特别是书中对拓跋鲜卑原始居地嘎仙洞的位置推断，已为近年来考古工作所证实。

(二)“十年动乱”时期，民族史的研究遭到窒息。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民族史研究逐渐由复苏走向繁荣。首先加强了科研队伍的建设，成立了一些新的研究机构。现在全国共有十多个民族研究所、十余所民族学院。其次，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迅速发展起来。到目前为止，有关民族史的学术团体有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中国蒙古史学会，新建立的地方性的学术团体更多。这些学会或研究会经常召开年会或学术讨论会，对民族史研究工作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近几年来，民族史研究非常活跃，学术活动频繁，出版了很多着作，撰写了大量论文，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较前大有进展。下面就一些主要方面作简要介绍。

族源问题 族源包括每个民族的起源、演变和形成等问题。由于族源问题比较复杂，向来众说纷纭。经过讨论，在大多数族源问题上均较前有所进展，有的已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

满族的族源，包括肃慎、女真在内，学术界意见已比较一致。王钟翰的《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依据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肯定肃慎人是满族最早的先人，明代的建州、海西女真是形成满族的主体。

过去注意较少的赫哲族族源，东北地区曾展开过讨论，一种意见认为赫哲族是由隋唐时的黑水靺鞨、辽代的五国部、金代的兀的改、元代的水达达、明清时的女真演变而来：另一种意见认为赫哲族的形成应是多源流的，是比较晚才形成的民族。

近几年来，随着对渤海史研究的开展，学术界对渤海族源问题的意见比较一致，大多主张靺鞨说，即渤海族的主源是粟末靺鞨，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然见解不一。一种意见认为，粟未靺鞨属肃慎、挹娄、勿吉系统，即通古斯语族：另一种意见认为，粟末鞨靺当属貉系统，靺鞨是“貊貉”的音转，渤海是涉貉为主，吸收勿吉系统而形成的。

关于维吾尔族族源问题，1980年12月在新疆召开的维吾尔史学术讨论会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维吾尔的先祖为丁零，主要是在唐中叶(840年)回纥汗国败亡后，从鄂尔浑河西迁至新疆南部，与当地的居民融合发展而为维吾尔。另一种意见认为维吾尔是新疆的土着民族，丁零、高车、铁勒都是维吾尔族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就已分布在天山南北。

历届百越民族史年会都曾讨论过百越民族的源流问题，并取得了进展。1982年10月在武昌召开的第三次年会，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①越、濮的关系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从语言学、历史学、地名学、考古学等资料看，古代越人和濮人是同一族系，濮就是越，越就是濮。另一种意见认为，从分布地域、体质肤色、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的不同看，百越与百濮是不同源的。②百越是否同源问题。有的论者根据考古学、民族学和文献材料，说明百越是包含着许多不同人们的共同体，并不都属同源。该会汇编出版的《百越民族史论集》一、二、三集，反映了百越民族史研究的新成果。

古夜郎的族属问题，贵州省曾多次举行学术讨论会，有的主张古夜郎国是我国苗族先民建立的，有的则持彝族说、仡老族说或布依族说。这些研究成果，已汇编成《夜郎考》第一、二、三集出版。

关于高山族的族源，过去主要有：土着居民说；南来说，即认为源自非律宾、婆罗洲诸群岛的马来人；西来说，又称大陆说，有人主张来自百越人的一支，也有人认为，高山族主要来源于大陆的百越人，还源自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等地的居民，以及融合不少从大陆迁去的汉人。

对族源的综合研究，已引起注意。如马曜《云南三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源和流》，扼要地介绍了云南古代民族的分布、活动及其与今日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源流关系。

民族关系史 1981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国民族研究学会联合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重着讨论了两个问题：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是这次会上明确提出的新课题。它涉及到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民族和民族政权等问题。这些问题，过去史学界有不同见解。经过这次会议的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翁独健在座谈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古代“中国”之称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或者是一种褒称。辛亥革命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中国”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意义的正式名称。他还指出：中国早在秦汉时已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历史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过去不少人认为，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也有人认为战争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在这次座谈会上，很多研究者不同意上述两种说法。翁独健认为；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不断出现过统一和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民族关系为主流。

对于历史上的中国应该包括哪些民族，包括哪些政权，谭其骧认为：关于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和标准，我们是以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作为我国历史时期的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他还指出：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作为历史上的中国。

对于民族与疆域问题，白寿彝认为：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同时又不仅以疆域为限，而是包含境内各民族在历史上活动的范围。关于什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他认为，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经过了共同努力不断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才是主流。在谈到主体民族的形成问题时，他强调汉族是中国历史的主体民族，汉族始终成为这个国家的稳定力量，并不因为元代是蒙占贵族的统治、清代是满族贵族的统治而削弱。关于民族英雄问题，他认为，一种是中国备民族共同的英雄。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涌现出的民族英雄；一种是本民族的英雄，这是在跟别的民族斗争中成长或在本民族内部斗争中出现的英雄。

这次学术座谈会上的部分论文，已收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辑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一书之内。在这次座谈会的推动下，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蓬勃发展。由翁独健主编的、列为“六五”期间重点项目的学术专着《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正抓紧进行编写。东北地区协作编写的《东北民族关系史》、内蒙的《北方民族关系史》、西北地区的《西北民族关系史》等书的编写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之中。

近几年来，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论文，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也是空前的。许多文章讨论了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其中以对民族英雄问题的探讨最为活跃。邓广铭等的《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一文(《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同时并存各有国号的、其中一些且由少数民族创立的割据政权，谁都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但都是整个中国的组成部分，应该承认它们是“国家”。在相互争战时，属于正义一方维护本国主权和利益的人可以称为“爱国主义者”；凡站在正义战争方面反抗压迫和军事掠夺，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有人则对此论点持有异议。还有一类文章，是探讨历代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研究或概述历史上某一时期的民族关系的，涉及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成果也很显着。有些文章考察了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某个地区的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方国瑜《南北朝时期内地与边疆各族的大迁移及其融合》(《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论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内地汉人迁居边疆各地、边疆各族人民迁至内地的情况，说明自秦至隋统一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大融合。许多文章认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现象是大量存在的，这正是中国各民族为一个完整整体的佐证。

社会、经济和文化史的研究 八旗制度是满族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也是清朝重要的典章制度。近几年来，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论述八旗制度的确立及其对满族社会的发展以及对清代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影响。对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问题，也都有专文论述。周远廉《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系统地论述了八旗制度建立的历史条件、过程、基本内容及其影响和作用，并指出八旗制度对满族从低级向高级社会阶段的发展，尤其是对满族由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过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近几年来，对土司制度的研究也十分活跃，涉及到南方许多民族。张捷夫《清代土司制度》(《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认为，清代改土归流，并没有废除土司制度。作者对清代土司制度的确立、土司联衔和承袭、土司的义务、奖惩和抚恤、清代土司总数和分布情况、清王朝对土司的限制政策、清代土司制度的危机等分别作了论述。湖广、川边藏区、甘肃、青海、云南等地的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情况，都有专文具体探讨。金瓶掣签是清中央政府确认青藏黄教大活佛的继承人的法定制度，又是西藏政治事务中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柳陞祺、邓锐龄《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根据原始材料，详细论述了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指出：乾隆帝创立这个制度的动机是要改变当时族属传袭活佛的积习，以及达赖、班禅等家族垄断政治宗教的统治地位的状况。

少数民族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 这个问题也受到史学界重视。1982年6月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古代民族社会性质学术讨论会，所收论文涉及到古代鲜卑、乌桓、挹娄、勿吉、室韦、高句丽、渤海、契丹、女真、满族等民族的社会性质问题。关于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满族入关前早就进入封建社会。当时农业生产中的“拖克索”(屯庄)和一家一户的小生产都是属于封建性质的。至于满族社会中存在的大批奴隶，只是从事家内劳动的奴仆，而不是直接生产者，是旧制度的残余。另一类意见认为，16世纪40－80年代初，满族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1587年努尔哈赤筑佛阿拉城、“定国政”，方始进入奴隶社会。八旗制度是后金奴隶主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1621年3月，后金进入辽沈地区以后，满族过渡到封建社会。第三种意见认为，清入关前的满族社会，是由家内种族奴隶制到庄园奴隶制，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便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第四种意见认为，努尔哈赤兴起前，满族社会正处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过渡时期，以后的50多年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过渡的时期。

成吉思汗建立统一政权前后的蒙古社会性质问题 有的认为蒙古社会没有经过奴隶制阶段，是直接由氏族制向封建制过渡；有的认为蒙古社会经过奴隶制阶段，但在持这种意见的研究者中间，对于奴隶制始于何时又有不同的看法。高文德《蒙古奴隶制度研究》一书，对蒙古奴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较系统的论述。作者认为，在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时代(约10世纪上半叶)，蒙古社会形成为奴隶占有制社会。

傣族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社会问题，江应梁《傣族史中有关奴隶社会的探讨》(《思想战线》1982年第3期)，论证了傣族经历过奴隶社会阶段。《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这本集体着作和周志强着《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解放前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形态。

铜鼓研究 铜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历史文物。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召开的两次学术讨论会，对铜鼓的起源、类型、断代、族属、纹饰、铸造工艺、用途用法和社会职能等重大问题作了探索。《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是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选集，基本上反映了铜鼓研究的最新成果。蒋廷瑜的《铜鼓史话》一书，对铜鼓的历史作了通俗的说明。铜鼓问题的研究，对探索南方民族的族源、其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民族关系等问题起了推动的作用。

悬棺葬也是我国南方民族文化特征之一。1981年3月在四川洪县召开的第一次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对我国悬棺葬的起源和年代、类型和命名、文化内涵与关系以及族属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关于实行悬棺葬的民族成分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主张越、濮、傣同族说或濮、越、傣异族说；有的主张苗瑶说；有的主张地域文化说，认为我国南方几个古代大族系(百濮、百越、苗瑶、傣中的某些支系)，甚至南下的华夏、氐羌中的某些部分都可能习此葬俗。

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论 在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时代及其地位与功过的评述方面，近几年硕果累累。阎崇年着《努尔哈赤传》，对努尔哈赤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叙述和评价。韩儒林编着的《成吉思汗》，以丰富的史料，扼要介绍了成吉思汗的一生。李迪着《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全面介绍了明安图对天文学、地图测绘学和数学等方面的贡献。谷苞等编着的《新疆历史人物》，共收入24篇论文，分别介绍了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等兄弟民族的历史人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共收入论文20篇，对成吉思汗、忽必烈、阿勒坦汗、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等蒙古族着名历史人物进行了论述。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族历史人物故事丛书，已出版有《海瑞》(马卫编)、《丁鹤年》(丁生浚编)、《韩兴光》(常遇春着)、《郭隆真》(黄廷辉编)等。陈秉渊编《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是一部马步芳家族的兴亡史。另外，报刊上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论文。

民族史着作 近几年来出版的民族史着作，除上面提到的外，在简史读物方面还有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杜玉亭着《云南蒙古族简史》、林斡着《匈奴史》、王辅仁、索文清编着的《藏族史要》、新疆民族研究所编着的《新疆简史》、钟侃等着《西夏简史》以及张博泉等着《东北历史疆域史》等等。在工具书方面，《中国历史地图集》已经完成(包括民族史部分)，《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分卷的撰写工作已基本结束，即将付印出版。在学术着作方面，张正明着《契丹史略》，对辽契丹社会制度作了较深入的探讨。王明哲、王炳华着《乌孙研究》，借助于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对乌孙史中的若干问题作丁论述。周伟洲着《敕勒与柔然》，根据现存的史料(包括文物考古资料)，较为系统地叙述了两族在隋代以前的历史。段连勤着《北狄族与中山国》，根据文献资料，参照近来对考古出土文物的新研究成果，较系统地叙述了北狄族及其所建中山国的历史。吴天墀编着的《西夏史稿》，对党项族的历史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对西夏史上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中着《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论证了中国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名称、分布及历史演变，阐述了中国西南古代各民族的族系源流及其与近代西南各族的关系。在论文集方面，韩儒林着《穹庐集》，收有作者生前研究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的论文34篇；黄文弼着《西北史地论丛》，收集了作者生前对西北史地的研究论文30余篇；蒙文通着《越史丛考》，共收论文12篇。此外，还有《民族史论丛》(《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编)、《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等10余种。在回忆录方面，《新疆五十年》(包尔汉着)、《豪情忆征程》、《西藏革命回忆录》、《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等，分别反映了新疆、西藏、广西现代史上的一些史实。在古籍和史料整理、译注方面有《〈蒙古秘史〉校勘本》(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新译简注〈蒙古秘史〉》(道润梯步着)、《新译简注〈蒙古源流〉》(萨囊彻辰着、道润梯步译校)、《西藏王臣记》(第五世达赖喇嘛着，郭和卿译)、《安多政教史》(智贡巴·贡去乎丹巴绕布杰着，毛兰木嘉措校订)、《联象驻藏奏稿》(吴丰培主编)、《百夷传校注》(钱古训撰，江应梁校注)、《西南彝志选》(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苏晋仁、萧炼子校证)、《吐鲁番出土文书》(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