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528页（1775字）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省的哲学工作者除了与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同行共同编写了东北地区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吉林日报社，1961年)教科书外，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普及、宣传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中，针对“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所散布的种种谬论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撰写和发表了一批文章，其中，胡宝琛、高树桥、黄宏广合写的《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光明日报》1979年9月12日)一文，发表后，由新华社转发全国，影响很大。姜成林的《逻辑证明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1978年)一文，论述了逻辑证明和实践的关系，强调逻辑证明的正确性与可靠性依赖于实践。高立胜、吕国忱合写的《论实践标准及其相对性》(《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以大量事实说明实践不仅是真理标准，也是认识的价值标准，并探讨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逻辑学、伦理学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研究方面，我省的哲学工作者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教材、专着和论文。其中，马临堂的《马克思、恩格斯伟大的品格》(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对马克思、恩格斯着作及其他有关着作和历史资料进行了分析，对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品格作了剖析，内容比较新颖，重点突出、材料翔实，很有教育意义。李哲主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1985年)，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了哲学的概括。王冶、赵德志合写的论文《论宋明理气之辩》(《哲学研究》1983年第4期)，对中国哲学上以“理气之辩”形式出现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作了历史的考察，探讨了我国先哲理论思维发展的规律，认为唯心主义的出现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郭必康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认识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哲学研究》1981年第10期)、吴岩的《试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唯物主义论丛》第3期，清华大学出版社)，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哲学的高度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科学的论证。辽宁人民出版社组织集体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简介》(1979年)和《列宁选集简介》(1979年)，裴烽、黄岳海、黄振先、刘永信等人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70题》(1982年)等一批教材、通俗读物和工具书也很受读者的欢迎。

在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中哲学问题的研究方面，我省的研究力量较强，成果也比较突出。近几年来，完成和出版的专着、教材和科普读物有20多部，发表的论文有200多篇。其中，陈昌曙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认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一书，按历史的线索分别探讨了科学的一般特征、认识源泉、科学方法、科学理论及其向实践转变等问题，研究了自然科学与认识论的关系，并有专章阐述了“当代科学和认识论面临的新课题”，论证有力，具有创见。傅士侠主编的《科学前沿的哲学探索》(1983年)，对现代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心理学和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哲学问题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索，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中有新见解的一本文集。由陈昌曙任主编，张卓民、刘则润任副主编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丛书》(共13册，1985年)，对科学探索方法、怎样选择研究课题，科学观察、科学实验、机遇、比较、分类、类比、归纳与演绎、假说与理论、创造、科学研究中的移植法、数学方法、控制方法和系统方法分别作了论述，内容新颖，生动活泼，既有科学性，又富于趣味性，是一部较好的科普读物。刘永振撰写的论文《论系统的协同作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将“协同作用”提到哲学高度加以探讨，把系统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诸范畴深化了一步，进而阐明了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整体不等于各部分之和这一规律的内在机制，有新的创见。罗康生的《结构与功能》(《光明日报》1982年11月15日)，将结构与功能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新范畴来研究，论证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及其方法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