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528页（2326字）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发表和出版了一批论着，其中，冉欲达的《文艺学概论》(香港达文社，1959年)，江超中的《解放区文艺概述》(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朱眉叔的《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香港出版社，1962年)，杜一白的《郭沫若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人文杂志》1958年第2期)、张震泽的《从孔子对待诗经的认识与态度上看孔子》(《孔子讨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等在省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省语言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题材更加广泛，研究日益深入。冉欲达的《论情节》(新华出版社，1982年)，对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情节论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对艺术情节的基本要求和情节理论的历史发展作了一些新的探索。王向峰的《文学的艺术技巧》(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和《艺术的审美特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这两部专着，对艺术规律的领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书中总结了中外许多作家的创作心得，对干许多名着进行了分析研究。叶纪彬撰写的论文《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内涵浅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不囿于前人见解，在肯定“美学和历史的观点”作为文艺批评标准的同时，提出必须坚持文艺是时代的产物，反对唯心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艺术典型化的完美统一，坚持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完美结合。
在古典文学方面，张震泽的《诗经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涉及问题相当广泛，资料丰富，在研究中排除了旧经学的习气，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文学的角度对《诗经》艺术的奥秘多所开掘。胥树人着的《李白和他的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从比较新的角度，特别是从李白的具体作品出发，有分析、有抉择、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李白的时代、生平、思想、情感的升华和艺术的成就。卢文晖编写的《师旷》(古小说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资料较为完备，填补了我国古小说研究中的一项空白。马国权编辑的《曹雪芹生平家世资料专辑》(沈阳师范学院，1979年)，论证了曹雪芹祖先确系“祖籍襄平(辽阳)”、“世居沈阳地方”，而不是为红学界过去所传说的“河北丰润人”。朱眉叔写的《贾宝玉与清代文艺思潮》(《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4期)，论题新颖，独辟蹊径，文中所举例证、人物多系满洲贵族，为一般中国文学史所不载，从一个新的侧面丰富了《红楼梦》的研究。
在现代文学方面，除高擎洲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0年)教材外，对鲁迅和郭沫若的研究论着较多。其中，彭定安的《鲁迅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在同类传记中具有自己的特色，从一些新的角度和侧面对鲁迅传记的写作进行了新的探索和追求，论点新颖，学术性和文学性并重，有所创新和突破。他的《鲁迅思想论稿》(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对鲁迅思想发展的历程和渊源，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特别是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性质、局限作了恰当的历史评价。在论述鲁迅后期的思想发展时，对一些重要的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新见解。社一白的《鲁迅的写作艺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是一部研究鲁迅作品的写作技巧、创作特色的专着，具有新的角度、见解和写法，弥补了系统研究鲁迅写作艺术方面的缺陷，是一个突破。马蹄疾在搜集、整理和研究鲁迅的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与彭定安合着的《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和他写的《鲁迅与浙江作家》(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搜集的资料较为完备，对进一步研究鲁迅提供了较多的方便。张毓茂、钟林斌合着的《文学巨星郭沫若》(四川人民出版”，1984年)，从新诗、历史剧、小说、传记文学和文艺理论等方面，评述了郭沫若的文学成就，立论鲜明，有所创新。
在民间文学和满族文学的研究方面，文学研究工作者也发表了不少论着，乌丙安着的《民间文学概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和《民俗学丛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就颇有特色。他的新着《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3年)，以56个民族风俗为典型例证，系统地阐述了民俗学理论，在我国民俗学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于植元撰写的《新发现的奎照诗稿(使青海草)》(《满族文学研究》1981年)和《论英和父子未曾刊出的诗稿》(《中国古代文学论丛》1985年)两篇论文，所介绍的资料属孤本，评论也较持平切实，对目前正在编写的《满族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在语言学方面，江天和关滢合写的《修辞谈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写的《现代汉语语法通解》(1983年)，在论述消极修辞、积极修辞和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方面，有某些独到之处。金启孮和金光平合着的《女真语言文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和金启孮的《女真文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属于开拓性的研究，其中，《女真文辞典》是继《女真译语》之后一部收字更为全面、解释详尽，编排科学，水平较高的工具书和学术着作，作者提出了女真文字不仅参照汉字，而且参照了契丹大字制成的新见解。在外国语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翻译、编写和出版了一批工具书与专着大外国语学院编的《新日汉词典》受到国内外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