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1：作为理性知识的科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4页（5431字）

这种模型试图澄清科学与其他人类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关注的是科学话语，并探究它与所谈论的实在之间的联系。

科学生产的本性

研究活动的成果是由语句和语句网络构成的。对这些语句的分类以及表征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中心议题。

把观察语句［或经验语句］和理论语句对立起来是一种最常见的分类法。这一区分揭示了科学的二元维度：经验与数据的收集，以及假设与概括。

假设你表达了下列语句：

a．任何位于电场中的电子所受的力与其电荷成正比。

b．在该实验室的电路C中，电流强度是50安培。

c．位于电路C中的安培表指针指向100。

这三个语句相互独立，每个语句所用的词汇也各不相同。语句a中指称的实体，人类仅用五种感觉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没有人见过电子，更不用说电场了，这正是为何这些概念被看成是抽象的理由。语句b中出现的情形同样也是抽象的，尽管某些实体——如“电路C”或“该实验室”——是直接可观察的。正是在语句c中，我们才进入感官领域。数字100与安培表一样，都是可见的。指针指向100这个事实只需视觉检验就能取得认同。

人们是如何从语句a走向语句c的呢?转译的概念［严格地说，它应该称作“有限的转译”，以便与模型4中的拓展性转译概念区分开来］也许可以用来描述这些过程。使语句a、b和c相互关联的转译远非是直接明了的。人们已经提出了若干种建立这些转译的方式，所有这些方式都采取了抽象计算的形式：例如，相符规则(correspondence rules)、协合定义、词典或者某种详尽的解释体系。⁽²⁾人们普遍认为，仅仅借助于逻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某类语句走向其他语句［格林鲍姆和萨蒙，1988］。无论采取何种特别的策略，它都将导致能把观察语句和理论语句的词汇联系起来的第三类语句，从而起到转译者的作用。⁽³⁾

随着中介语句的激增，理论语句和观察语句的区分变得模糊起来。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作还原论——把两类语句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它涵盖了两种极端的形式：(a)理论语句来源于观察语句［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这一教条既为有效性提供了标准［所谓的归纳理论］，也为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语句的划界提供了标准；⁽⁴⁾(b)观察语句通过理论思考得以构造，要不然就没有意义；⁽⁵⁾这就是所谓的观察的理论负荷(theory-ladenness of observation)。

第二种观点拒绝在理论语句和观察语句之间建立等级关系。因此，尽管二者确有联系，但是必须首先预设，不同语句的范畴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对来自于理论语句的经验预测做出检验，或者才能决定一个理论究竟是否比其他理论更好地说明了观察。

在这种模型中，知识的生产基本上被还原成语句的生产，并在这两种语句之间建立起转译关系。转译被限定在语言的意义之中——转译并非是走出语句世界的出口。这就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从语言学的问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哲学问题和本体论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不去谈论语句所“表象”的东西，以及语句所带来的本质呢?⁽⁶⁾

行动者

与这种模型相应的行动者实质上是研究者，但是却被还原成了语句言说者。掌握技能的技术专家、知识的传播者、工具的制造者、教师以及众多实验仪器全都消失了；社会被纯化，被还原成最单纯的表达。这种纯化的后果是，把广泛的能力交付给相关的［少数］行动者。这一群体的边界被限定得越死，委托给他们的任务就显得越复杂。

按其预设，研究者所具备的是感官与认知能力。科学家必须能够清楚地表述那些用以整合观察的语句。因此，他们必须依赖自己的五种感觉，尤其是视觉［因为观察始终是不可或缺的］。科学家还必须能够构想与观察没有直接关系的语句，并能在它们之间进行转译。像霍尔顿(Holton)这样的研究者强调了科学家的隐喻和类比能力［1973；赫斯，1974］。有的人则坚持审美感的重要性，理论与推理常常受简单性、优雅或美感所左右。

除这些认知能力外，还要加上我们称之为理性维度的东西。理性活动的概念依赖于做出理性决断的能力。这种合理性的规则可以通过一些不同的、实际上自相矛盾的方式描述出来。它们必须要与某个既有理论的承诺，与它的普遍性、效力、实验数据的契合程度，以及与经得住苛刻检验的能力或简单性保持一致。然而，这样一些判断绝非是凭空做出的，它们有赖于已有的理论和语句。在谈到客观知识——书籍、文章、图书馆或者计算机存储器中的知识——的积累时，波普尔［1972］提到了“世界3”。当然你也不妨说［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1991〉的诠释］，科学家的特殊能力有赖于他们能对诸如某个语句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什么优于其他语句这样的问题做出辩护。

在这种模型中，科学家是一种怪物——它综合了许多各不相同的能力，而人们通常认为，这些能力是分布在不同的社会成员身上的。

潜在的动力

科学为什么进步?或者用该模型的术语说，为什么科学家乐此不疲地在原有的语句中添加新语句?他们为什么转换、加强和抛弃它们呢?

首先，之所以对语句作批判的、连续的探究，预设了科学家持有坚定的道德承诺。这主要不在于使他们摆脱欺骗的诱惑，因为专家之间的争论足以消除欺骗——诚实来自于相互监督。相反，它激励科学家去制造更多随时受检验并随时准备放弃的语句。科学家受到双重约束；一方面，他们必须不断地设计并生产出更多语句，而另一方面，又必须让语句在无情的选择面前受到限制。

其次，答案的某些要素可以在科学制度中找到；在此，模型2，即作为竞争性事业的科学对该模型所起的补充作用十分明显。科学的回报体系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在没有激励的情况下，即使是最具道德感的科学家也不会去生产新的语句。科学制度引领着推动科学家的力量——无论是对真理的渴望，参与集体性的知识事业，驾驭自然的愿望，还是对解决问题或矛盾的孜孜追求。科学家无非是操作者，他们带来了语句，成为你我都无法回避的事实。该模型把某种达尔文主义的解释扩展到了语句中。

共识

在本模型中，共识涵盖了所有类型的语句——例如理论语句或观察语句，以及这些语句所引导的建构和调整。

共识首先通过行动者共同拥有某些类似的能力这样的事实得到解释。他们可以就诸如线断了或者曲线达到了峰值［当然，这暗含了何为线或峰值的既有共识］之类的观察语句达成一致。他们能够进行推论［逻辑矛盾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能够确定某个语句的普遍性程度⁽⁷⁾，也［或者］能够基于当下所认定的好理由来作决断。

除了共同的能力之外，在共识的建构中扮演本质性角色的是语句所在的讨论场所。因此，我们发现了定义理性活动的另一种方式，它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韦尔南特［1990］指出，科学无非是政治辩论在不同舞台上的延续——它从社会转向了宇宙。理性成形于论证出现的地方。由于模型1关注的焦点是语句，它对待辩论空间的态度非常严肃，因为语句在这里得到表达，其内容在这里得到检验。科学家之间的讨论出现在座谈会和期刊上，或者在发表论文或制作样本之前出现在围坐在一起的实验室同事中间。它也包含十分微妙的内在的对话形式。此时，科学家与自己辩论，从而预测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并模拟可能进行的辩论。但是，这种与自身进行的辩论在严格性上和同事与他／她——或者他／她与同事之间的辩论十分类似。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或者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并非相互对立。如果它们之间的确存在边界的话，那也只是在两种错误之间成立：一种错误出现在自己或亲近的同事身上，因此可以无伤大雅地加以修补；而承认另一种类错误则需要付出一定的信誉作为代价。这无非是名声的问题，还没有涉及论证与讨论方式之间的差异。⁽⁸⁾

但是，如果用先前的词汇表达，把观察语句转换成理论语句［反之亦然］的转译如何才能牢靠得足以经受辩论的考验呢?对于这些问题，人们给出了多种回应。有些回应与检验及其解释有关。使一个语句变得令人信服、更少主观性，就意味着它的有效性要经受实验的验证和同行的批评，因为只有同行才能核实这些检验是否有意义，是否得到了正确的解释。另一些回应主张，理论语句只有相关于世界时才有可能是真的。相比于可验证的预测，与通常总是成问题的经验相一致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还有一些回应则采纳了实用的(pragmatic)观点：主张用一些经历了数世纪发展的标准或规则来测定转译的可靠性。这些标准包括，比如说，语句的普遍性程度，它动员各种实体的机制，经受盘查的能力，能派生出意料之外的运用的增殖力。最后，有些回应把标准看做是纯粹的约定，即只能取信于那些已臣服于标准的人。

无论我们采纳何种解决方式，直接而共同的标准都得到了认可，不管这些标准是假设性的、无条件的，还是合理的约定。

社会组织

该模型对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它的悖谬之处在于，你越是坚持知识的认知和话语维度，对社会组织的要求就会越高。当语句的言说者受到了整个社会和特定机构的认同，他们才算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讨论、检验、做实验、选择和证伪等等。

如果没有［自由］讨论的公共空间，科学就会退化为充满主观性的信念。科学是民主——或者用波普尔的话说是开放社会［1945］——的同义语。在开放社会中，制度是人类活动的可修正的创造物；批判的精神是永无止境的——是神、凯撒或法官。永不停息地质疑，永不满足于现状。个体拥有特权，因为他引入并评判新事物。在哈贝马斯［1987］的着作中存在类似的关注点，即要求科学进入公共讨论和交往的领域。

但是，仅仅使科学依附于开放社会是不够的；一种有力地保障批判性的辩论能够顺利进行的制度同样也是必要的。在模型2中将要谈及的东西也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于此处；就社会组织而言，模型2可以说是模型1的自然的补充。

整体动力学

科学的发展被表达为语句的增殖，是人与自然对话的结果。一个沉默不语的人面对同样沉默的自然，既不能积累语句，也不能生产可修正的知识。所以，科学家并非简单地阅读伟大的自然之书；他们转述它，把它转译成语句，而这些语句则被记录在具有语言形式的论证中。把宇宙纳入到词汇中来是科学知识的一项本质性的任务。因此，科学的发展形式是一种双重的对话：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对话［观察语句和理论语句］，其次是科学家自身之间的对话。这两种对话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呈三角形，其中的一个角［自然］乐于以模糊的方式回答人们向它提出的问题。与任何对峙一样，矛盾和误解总是出现。自然界给出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构思实验，实验结果应该如何解释?可以提出怎样的理论语句?它们说明了什么?这些隔阂和分歧再次启动了知识的引擎。

这种看法必然包含下述概念：如果不是进步(progress)的话，至少也是进展(progression)。不断积累的语句力图尽可能密切地把握住自然，并向自然提出越来越棘手、越来越细致的问题。因此，研究没有终点，它要矢志不渝地延续下去!自然界的实在性得到了判定，生产出来的语句被看做是一种理论的不断逼近或者是一种更可靠的实验描述。或者换句话说，你可以对此实在性不发表任何看法，而只关注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有增殖力的、可靠的语句。⁽⁹⁾所生产的语句或者是对真理的逼近，或者把越来越多的经验观察联系起来，或者提高了我们控制与驾驭世界的能力。无论如何，模型1的悲剧性的美就在于，对应该保留或抛弃什么语句的判断是由科学家并且仅仅是由科学家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