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4：拓展性转译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9页（9976字）
在模型1中我们已经看到，转译的概念可以用于解释不同语句之间的联系。模型4发展了这一定义，并把它拓展到编码化知识的领域之外。在这里，转译是指所有与技术装置、语句和人有关的操作活动。转译的概念带来了转译网络的概念，后者同时指称过程［相互结合的转译过程］和结果［暂时获得的稳定关系］。本模型试图说明的是科学语句的增长及其流通空间的拓展。最后，它敦促人们重新对社会理论进行深层的表述。
科学生产的本性
制造语句
与模型1一样，拓展性转译模型假设，科学活动的主要目标是生产语句。但是，与模型3一样，它强调了生产的过程以及非命题性要素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请看下面两个语句：(a)“DNA的结构是双螺旋”；(b)“格里特神父的公寓被涂上了一层劣质的涂料，恶劣的天气使得它布满裂缝”。语句a和语句b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语句本身，而在于读者能够以他／她的方式提高支持这些语句的要素链的程度。语句a指向其他语句、其他对象和其他时空，它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概括和简化，并提供人们接近它们的途径；第二个语句仅仅指向文本和小说所无法避免的虚构世界。转译链的概念表达了一系列为生产特定类型的语句所必不可少的替换和等价关系。
就科学而言，转译链把异质性要素结合起来，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是语句、技术装置和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具体技巧的默会技能。为了理解这些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我们首先必须引入拉图尔的铭文(inscription)概念，这个概念指称所有的书写标记［拉图尔，1987；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铭文包括图形、实验室笔记、数据表、简短的报告、公开的长篇文章和着作。铭文的概念凸现了书写的重要性及其多样性。因此，前一种模型所暗含的工具［即实验］和语句［即观察］之间的区分，被一系列铭文代替了——从最粗糙的标记到精心制造的最清楚的语句。从标记到图表，从表格到图形，从语句到语句——所有这些都是转译。
转译链：
→工具→标记→图→表格→曲线→观察语句1→理论－观察语句2→理论语句3→等等
在所有的科学领域以及其他地方，书写装置都很重要。例如，福柯［1975］把医院分析为一种将个体置于“书写网络”中的装置。(2)当实体被转译，当转译遭遇抵抗，当答案被汇集在一起时，这些装置就会依次呈现出其形式和内容。虽然书写的任务很普遍，但是经验表明，受到吸引的夸克、受难的躯体、被复制的基因、受到侮辱的社会群体或者地质层以及其中的化石，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被书写出来。(3)
科学是一项巨大的书写事业。但是，从一种铭文走向另一种铭文，从一个语句走向另一个语句，需要具体的技能和／或技术装置。如果没有它们，知识的制造［诺尔，1981］就不具有生产性。因此，推动语句发展的是铭文、技术装置和具体的技能之间的不断互动。这些互动可以在实验的构成中［哈金，1983］、在对铭文［阿曼和诺尔－塞蒂纳，1988a，1988b；林奇，利文斯通和加芬克尔，1983；平奇，1985］的解释中、在科学家或者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之间的对话中，以及在文章或报告的书写和重写中发现［迈尔斯，1990a］。所有这些互动都是转译，它们都对语句的生产做出了贡献——劳［1986b］把这个过程称为异质工程(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民族志研究对其中的许多种互动作了描述，藤村［未注明出版日期］和古丁［1992］等人所发展的图解方法使得人们更容易刻画这些互动。
把语句带出实验室
科学活动不仅仅是制造语句；它经常［如果不是总是这样的话］试图把语句带出实验室。但是，这对知识内容和生产的情境之间的习惯区分提出了挑战。转译的概念使得人们有可能理解，情境和内容是如何同时得到重构的。
转译识别出并构成了同盟者，它还试图寻求它们的支持。这意味着在下述事物之间建立某种平衡：例如，对某种不明聚合物及其被有机体所吸收的生化研究与社会中的诸多代理者之间。比如，抗癌群体和机构，对此聚合物感兴趣的生物化学领域，或者制药行业和医学部门［劳，1986a］都属于这样的代理者。生化研究小组可以界定其他行动者，并提出下述转译：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你们所需要的，所以，如果与我们结盟并支持我们的研究，那么你们将有更大的机会满足自己的需求［卡龙，1980b］。这样的转译往往是试探性的，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预设了全新的行动者，从而也构成了这些行动者。转译可以被写入经过直接表达所策划的作为研究成果的文本中，被写入物质材料中，或者被写入技能和工具中。这些转译可能需要大量的投资。它们把技术问题本身的定义与知识生产的流通空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转译网络
转译网络的概念指称某种复合体，它把铭文［尤其是语句］、技术装置和人类行动者［包括研究者、技术专家、实业家、工厂、慈善机构和政治家］结合在一起，并相互影响。转译网络的长度和复杂性各不相同。其中，有的很少远离实验室或它们的专家共同体，而且主要通过工具和语句发挥作用。也有的则把其中的某些实体稳定化，并运用它们来建立与非专业人员之间的多种联系。例如，怀斯［1988］对下述问题进行了描述，即机器是如何在工程、工业和对特定研究领域的专业关怀之间，成为持久的物质中介的。然而，有些网络在上述两方面都很积极，并且成为扩张的动力。在这里，实验室中的每一次转译都会把转译网络向外拓展，从而增加了它们的长度。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是科学活动建立了转译网络。
转译的倒退
当一个网络被建立起来时，科学家不仅代表在实验室中进行转译的电子或DNA说话，而且代表无数的外部行动者说话。这些行动者引发了科学家们的兴趣，而且构成了他们行动的情境。他们成为合法代言人的能力，要归功于已经被确立起来的一系列的代表关系。这使得施塔尔提出了再－代表［re-representation］的概念［施塔尔和格里泽默，1989］。因为转译也是代表。在伽利略提出的转译重力的系统中，存在一系列的代表关系：计时器代表时间；斜角再－代表抛落的坡度；表格再－再－代表空间的轨迹；曲线4度－代表表格；数学公式5度－代表曲线。就如同选举一样，我们可以谈论代表的n次方。但是，被科学研究吸引的行动者也可以被代表。生化学家试图代表化疗和抗癌斗争。上述论证是说，科学家特定的力量在于，他们能够积累两种类型的代表：把自己再现(re-present)为自然和社会的代言人。
这种分析重新阐释了标准的指称问题。因此，语句“DNA的结构是双螺旋”，是在不断的转译中指称其他铭文、具体技能和技术装置的链条中的最后一环。语句并不谈论外部实在；而仅仅是漫长而丰富的转译网络中的一个结点。并不存在“指称”，但是却存在着各种“微观指称”(microreferences)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语句指称某张表格，表格指称某个运动轨迹，轨迹指称某种技术装置，技术装置指称某项具体的技能。所以，只有当人们把目光转向最终的语句，转译之链才会断裂，你才可以谈论外部实在。因此，你就拥有了这样的倒退：脉冲星被认为是某个语句的原因，它出现在转译链的每个结点上，但是这样的链条仅仅包括各种形式的语句［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沃尔伽，1988b］。同样，情境与科学内容是密不可分的，除非我们把定义情境的转译悬置起来。因此，转译概念比指称概念更优越，即便在词源上说不通也罢。这就是为何当人们说某个语句转译了DNA或者生化学家转译了化疗方案时，他们对实在或者符合并没有做出任何假设的原因。相反，你要谨记，指称仅仅是转译之链的一个效果，它的强度完全依赖于转译。
行动者
拓展性转译模型用代理者(actant)的概念［来自符号学；拉图尔，1987，1988］代替了行动者。代理者是指任何具有行动能力的实体。这一属性可以源自语句［语句“生长抑素抑制了生长激素的释放”，把对生长激素这一代理者的抑制属性给予了代理者生长抑素］，技能性的人造物［色谱仪使得气体能够扩散到某圆筒中，该圆筒中具有被界定为是阻碍这种扩散的成分；它暗含了研究者审视扩散的轨迹就如同审视其他人工物如期地发挥作用一样］，或者生产语句和建构人造物的人。
在对科学活动的研究中，代理者的概念尤其重要。这是因为代理者不断地改变着构成自然界和社会的众多实体。夸克、酶和蛋白质都走出了实验室，所有这些新的代理者在被语句、表格、机器或者具体技能构成之前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实验室中，对科学生产感兴趣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被构成了——它们形成了出色的社会情境。在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信之前，政治家们并不希望得到原子弹；但是在此之后，他们非常希望得到它。代理者“罗斯福希望得到原子弹，以打击那些威胁自由世界的势力”是一种实验室的建构，这与“抑制生长激素的生长抑素”没什么两样。因此，这就是代理者概念的魅力之所在。它非常富有弹性，可以解释所有那些有助于科学生产的实体的增长：电子和色谱仪、美国总统和爱因斯坦、拥有一批助手的物理学家、癌症研究运动、电子显微镜及其生产——所有这些都是代理者。
代理者的列表及其定义是可变的，这些变化经常引起争论。如果有人在别的实验室中主张，生长抑素在胰腺中也是存在的，它并不抑制生长激素，仅仅抑制胰岛素的产生，那么生长抑素的定义就改变了［拉图尔，1987］。生长抑素这一代理者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即使它的名称还是相同的。这种说法对罗斯福同样适用，如果他被人说服，认为曼哈顿工程是不切实际的。代理者多多少少可以成功地抵制外界所强加的定义，并以不同的方式活动。因此，它们的性质依赖于转译网络的状态以及正在进行的转译，也就是说，依赖于它们正在参与的历史。社会和自然就如同规定它们的网络那样变动不居［卡龙，1986b、1989；拉图尔，1987、1991a］——存在先于本质。本质拥有可变的几何结构，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该模型拒绝在自然与社会，以及人与非人之间泛泛地划定一道边界的原因。它并非漠视差异的存在。相反，因为该模型允许观察者记录所有的差异，并在它们发生变化时进行追踪，所以说它更注重差异。对科学的分析构成了一种新颖的实验室。在这里，人们可以研究正在形成中的社会关系。
潜在的动力
拓展性转译模型对行动的定义是十分宽泛的。代理者可以是旨在开发治疗癌症药物的制药厂、支持巡航导弹的政党、研究质谱分光计的技术专家、解释数据图表的研究者，或者是与质子流不存在相互作用的电子。所有这些代理者都在语句、工具或具体技能中得到了调动和动员。每一次新的转译都可能会修改和改造以前的转译，或者与之发生矛盾，也可能以别的方式强化后者。也就是说，每一次转译都可能修改代理者的世界，或者使之稳定化。转译就是对整个实体［代理者］世界进行描述和组织，这些实体的同一性和互动由此得到了定义。在本模型中，行动的概念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转译的概念。那么，如何解释科学的变迁呢?
把某种装置转译成铭文、把铭文转译成语句，或者把语句转译成具体的技能——这些活动带来了某种偏差或背离。总之，等值是一种例外。等值的获得很困难，而且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转译之间的差异以及实体的增长是规则，而不是例外。色谱仪对某曲线进行了记录、技术人员对图表进行绘制、科学家从一个语句走向另一个语句，他们的能力在制造新标记的实验装置中被重新铭写等等。与先前的转译相比，每一次新的转译都会产生偏差，并对后者构成威胁。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多不断增长的转译呢?你无须设想，行动者都沉湎于权力中，在试图强加给自己的等值方面不惜任何代价［尽管这并非是不可能的］。行动的概念被纳入代理者。只要作下述设想便足够了：即便最谦卑的代理者、最精密的电子显微镜、最听话的技术专家，以及最没有想像力的研究者，都会在转译中产生或多或少的背离。偏差的增长在于这些微不足道的背离。转译的世界具有多神论的色彩。历史就是这些背离的积累。正如科学无非是一组拓展性的转译一样，它的动力学也没什么不同。这是谈论位于科学生产的中心地带的不确定性的另一种方式。但是，这同时也适合于用以表述下述观点：自然所具有的积极性和可塑性，既不比社会多，也不比社会少。
共识
拓展性转译模型并不讨论同意和异议。相反，它广泛地讨论结盟或转译网络的扩散。
如果你像模型1和模型2那样讨论共识，或者像模型3那样讨论争论的终止，那么你就赋予了科学的话语维度以某种特权了。相反，虽然转译模型强调了语句的生产，但是它认为争论的隐含方面——那些没有被讨论但却使得对话得以成为可能的所有东西——更加重要。(4)所有的争议，甚至是最激烈、最执拗的争议，都基于这样的潜在一致性：即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科林斯本人在对重力波的研究中指明了这一点。如果在爱因斯坦理论的意义、计算机的性能、数学工具的特性或者扭矩的本质等方面不存在深层的共识，那么韦伯与同事之间的讨论，以及论证与反论证之间的交锋都将是不可能的。如果想在某种记录的解释方面产生分歧的话，那么具体技能这一隐蔽的基础以及已知的且得到认可的技术建构物的整个基础结构就是必需的。基础结构的存在使得讨论成为可能。
在模型4中，语句的意义——人们接纳或讨论语句的可能性——依赖于它所处的转译之链。对某个语句的效力——它的说服力——的解释，与对意义的解释没有什么不同。它也依赖于转译之链以及这些链条所确立的指称。因此，效力是链条强度的一项功能，特别是这些链条所构成的网络的形态结构的一项功能。一个孤立的语句没有任何效力，就像它没有意义一样。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具有不同要素的网络——它在接连进行转译——最有效力。那些包含许多纠缠不清的关系的网络同样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任何对这种网络提出质疑的尝试，很快就会迎来一个更稠密的转译网络，其中所有的转译都是相互支持的。转译网络及其成分［技术装置、语句、铭文、具体技能以及实验室之外的社会群体］的异质性解释了论证的强度。
在皮克林或哈金的着作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解释，尽管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实验室转译。皮克林区分了三种要素范畴：现象模型、实验程序和解释模型。如果这三个子集被赋予了连贯性，也就是说，“如果解释模型影响了物质程序和某一个现象模型——两个竞争性的现象模型中的一个——之间的稳定转译”，那么转译之链就被稳定化了［定义强度的另一种方法；皮克林，1990］。正是它们之间的结合以及使得它们相互融合——皮克林称之为实践的搅和(mangle of practice)——的转译，带来了强度和稳定性。哈金关心的是，“实验室科学如何生产某种自我辩护的结构——正是这种结构保持了实验室科学的稳定性”［哈金，1992］。这致使他对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异质要素之间的互动进行了研究——他把这些要素重新划分为思想、事物和标记这三个较大的类(5)［也可参见阿克曼，1985］。这些类以及通过使语句相互连贯而赋予它们以意义和效力的反复的过程是定义学习的另一种方式，一种崭新的方式。
网络的强度依赖于实验室所建立的转译之间的联盟和交织关系。但是，它远远超越了这些因素。例如，藤村［1992a］强调了那些有助于建立漫长而有力的网络的多重环节。正如皮克林［1992b］所总结的那样：
她的例子包括：流通于手术室与医学和碱性研究者之间的细胞，在构成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实践领域的实验室中所使用的DNA重组技术，把研究成果传播到不同社会中的计算机数据库……以及有助于在相关社会之间组织概念的、社会的和物质的关系的致癌基因理论。［第13页］
这使转译模型可以提出某种关于普遍之物的局部定义。按照这种定义，语句、实验装置以及被吸收的能知，不可能超越由它们所构成并在其中流通的转译网络。因此，科学的普遍性在于这些网络的广度和范围。这样，模型4就解释了模型1所强调的科学的特性：普遍性、资本化和争论的终止。
社会组织
在转译模型中，组织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的——或者从网络的整体动力学的视角，或者从其内部安排的视角。
网络的构建和发展依赖于一组条件，这些条件推动或者阻碍着转译的运用。有时，转译以及铭写转译的装置会带来抵制，而这些抵制是它们没有能力克服的。任何记录装置都可以用来记录胚胎的状况吗?可以对人类所能承受的抵抗力的极限进行研究吗?细菌战的研究可以接受吗?很明显，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有时被认为是不合法的。这些限度——原则上总是可修改的——体现在抗议、规则或者技术装置中，后者从整体上限制了人们可以容忍的转译领域。
语句增长的其他障碍存在于直接的安排中，这些安排限定了语句、工具和具体技能的流通，或者对产权做出分配［坎布罗西奥、凯廷和麦肯齐，1990］。这样，保密原则会阻碍网络的延伸，而对研究结果的独占权则限制了联系的可能性［例如，专利会保护对人类基因的辨别结果］。最后，指定合法代言人［被授权作为网络代言人的代理者］的机制也会影响各种转译的性质。例如，这适用于对研究人员的评价程序，适用于负责确定研究方案的委员会的构成，也适用于运用专业知识的条件。
谁获得授权，让谁来说话?谁与谁结盟?谁代表谁说话?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限定了转译网络的发展空间。
该模型也关注网络的内部安排和它们在其中得以显现的组织形式。网络的广度和转译的多样性意味着，对异质要素之间的互动的组织是一项重要的策略。为了研究工具、语句、具体技能以及［更宽泛地说］所有被调动的代理者的分布和联系，我们需要新的分析工具。被生产出来的东西在流通的内容和模式上依赖于这些互动的动力学。最近的一些研究［数量还比较小：凯姆布罗西和凯廷，1992；凯姆布罗西、凯廷和麦肯齐，1990；诺尔－塞蒂纳，出版中；劳，1993；温克、凯亨、莱里多和迈耶，1993］凸现了形构的多样性，并强调了实验室网络——与工厂、国家机构或医院有关的实验室网络——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对其组织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多种协调方式［市场、等级制度、信任、技术等等］的研究，对于拓展性转译模型而言尤其重要。
整体动力学
转译网络的概念表明，不仅自然与社会的区分过时了，而且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总体变迁与局部的行动］之间的习惯性对立也变得不恰当了。
在过去，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被用来区分消极的实体世界与具有想像力、创造力和表达能力的人类世界。转译网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确立了某种连续性——实际上这两极从未达到过。如果依然想谈论自然和社会，那么你最好认为，转译网络编织了某种社会自然(socionature)、某种居中之物(in-between)，代理者居于其中，它们的能力和身份与转译［它改变着前者］一道变化着。在这里，你可以发现消极的存在和真正的行动者，但是它们之间的界线尚未制定出来。科学史与这些随网络的变动而变动并且形式各异的社会自然的历史融合到了一起。
范围和结构性的效果是网络的属性。下列三个概念使得人们能够刻画局部行动和总体变迁之间的张力：不可逆性、延伸性和多样性［卡龙，1991、1992；卡龙、劳和里普，1986；拉图尔，1991b；劳，1991a］。
转译一经被固定化，网络就是不可逆的，从而使得进一步的转译成为可预见的和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具体技能、实验装置和语句系统越来越具有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集体学习使积累成为可能。如果遵循完全确定的社会技术路线——它日益缩小着相关代理者的活动空间，那么发展就会终止。然而，其他的发展和形构——网络的可逆性得到了保持，而且转译是开放的——总是可能的。
当转译网络吸收越来越多的代理者时，它就被延伸了。这些代理者可以来自于实验室之内或之外，在这里，重要的是相关代理者的数量。网络的延伸一般伴随着“黑箱”的出现。在黑箱中，整个转译链都被隐藏起来，体现在语句、技术装置、物质材料或者技能中。实际上，黑箱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动力学的核心［拉图尔，1987］。这样，以前的拓展性网络在新的代理者那里被中断了：它们得到了保持，但却是以便于操作的可持续的形式实现的。进一步说，它们有助于生产更多的语句，但是只能在确保科学事业赖以持续发展的事物或机器中，默默地维系着自身的存在。
转译网络建构了自身的连贯性。哪里有各不相同的、断裂的网络，哪里就会出现转译。相反，如果网络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并形成了某种体系，那么多样性的水平就会降低。这种低水平的多样性很显然是历史的产物。但是在保持某种程度的多样性方面，有两个要素特别重要。首先，某些行动者［例如国家权威］鼓励转译网络的扩张。其次，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s)［施塔尔和格里泽默，1989］或中介物［怀斯，1988］的存在能使不同的转译网络和平共处，这也意味着网络之间不必相互敌视。这些边界对象或中介物有助于把分散的转译网络联系起来，因此，这些网络的结合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对方的消解。它们模糊不清［概念和语句具有多义性，技术装置会失效，具体技能很复杂(6)］，因此可以作为不同转译链的出发点——它们是通向这些链条的入口。有时，边界对象所构成的脆弱连接可以得到强化，此时融合就出现了；联系增多了，相同的语句、能力和技术装置可以在新网络的不同的结点之间自由流动。
拓展性转译模型并不把局部和总体对立起来，它也不否认代理和消极行为。相反，它对具有不同的长度、不可逆性、多样性和关联性的网络动力学进行了描述。它对微观与宏观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提出了双重挑战，在关于环境的讨论中我们将面临这些挑战。总体的变迁与完善废气催化管的设计有关吗?社会的未来仰仗于制造出一种能毁灭其自身的细菌吗?这些问题十分新奇，因为它们模糊了科学与政治，以及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别。现在，转译网络成了争论的参与者与主体。因此，政治哲学的永恒问题被提出来了：谁有权代表谁说话?但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全新的。与模型3不同，它并不把政治学简单地运用到科学中，相反，科学现在成了政治哲学的新思想和新概念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