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科学”的起源、历史与政治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62页（13064字）

玛丽·波维［1989］用边缘事例(border cases)来指称某些历史现象，这些现象介于两种确定的选择之间，所以在检验性别的意识形态职能方面具有优先地位。她写道：“边缘事例标明了意识形态的确定性界限。”［第12页］彼得·加利森引入了一个类似的概念：“交换地带”(trading zones)，并提请人们注意大量跨越边界［他的事例是实验、工具和理论之间的边界］的活动，所以他认为在不同领域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边界是不可能的［加利森，1990］。这两个概念都可以从总体上凸现学科的文化特殊性和历史特殊性，同时，它们也可以对学科界限的概念本身提出质疑。我认为，“性别与科学”(gender and science)就是一个出色的边缘事例。它不是处在某一个边界上，而是处在多重的边界上——事实上，它处于女权主义理论与所有的科学和元科学的边界上。这是一个交换地带，是一个交叉对话、交流和斗争的领域。就其本质而言，它对所有这些学科边界都提出了质疑。

据我所知，性别与科学这个术语首次出现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是在1978年。当时，选择这个术语是为了敦促而不是命名某种研究。这篇文章［碰巧］刊登在心理分析的期刊而不是科学史期刊上。下面一大段引文表明了这一点：

男性气质与客观性之间普遍的历史联系，尤其是男性气质与科学的联系，是学术评论不屑于严肃谈论的话题。为什么会这样?如此熟悉、如此牢固的联系仅仅被看做是非正式的话语、文学的隐喻和大众批评的话题，这不是很奇怪吗?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竟然未能在这里发现一个值得分析的话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非女权主义的学术共同体事实上的沉默至少表明了，男性气质与科学思想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神话，它不能也不应该被严肃地探讨。它同样也具有某种“自明的”和“无意义的”性质——之所以是自明的，是因为现有的常识［即人人都知道］所使然；之所以是无意义的，是因为它并未为正式的知识所接纳，的确，它与在感情和性别上是中立的这样一种科学形象相冲突……

我们在思考科学的过程中延存下来的神话般的信念……，似乎应该能激发起我们的好奇心，并值得我们去探究。无论何时何地，任何未经检验的神话都具有潜在的力量；它们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我们甚至不知道这种影响大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能力去抵制这些影响。在科学中存在神话似乎是一件特别不应该的事。它在科学中起什么作用?它来自何处?它如何影响着我们关于科学、客观性或者性别的观念?［凯勒，1978，第187～188页］

虽然我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并不认为文章背后所隐藏的观念出自我本人。在为收录这篇文章的书所写的导言中，我试图强调这些问题是如何从集体努力的逻辑中引申出来的，并尝试着把这种努力称之为“女权主义理论”。在早期的一篇手稿中，我甚至认为，这些绝非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最近，女权主义者开始质疑第一人称的复数，就如同他们原先质疑非人称代词一样。所以，我必须对集体性的“我们”这个概念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我心目中的“我们”是指谁呢?当然不是指科学史家或科学社会学家——当时，我好像不认识他们。我指的是这样一个非常有限的集体：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的学术群体，她们积极参与了现在所谓的“妇女运动”［记得1975年被确定为“国际妇女年”］；她们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她们介入了“意识觉醒”的群体；她们开始用自己的强烈意识对自己所在的学科［和世界］发起激进的理论批判。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关于“女权主义理论”——我把这一称呼看做是集体性努力的结果——的着作开始出现在人类学［例如，奥特纳，1974；雷特，1975；罗萨尔多和兰菲尔，1974；鲁宾，1975］、历史学［凯利－戈多尔，1976］、社会学［霍尔多，1974；D．史密斯，1974］、文学［吉尔伯特和古巴，1979；米利特，1970；肖沃尔特，1970］、心理学［迪尔斯坦，1977；米切尔，1975］和心理分析学［J．米勒，1976］中——虽然还未曾出现在任何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学科中。⁽²⁾

研究的第一步是采纳性别(gender)概念，并把它与性(sex)区别开来，这基于对西蒙·波伏娃格言的一种强调与阐释，她说：“人并非天生就是女人。”她们／我们有意识地把命名看做是政治行动的方式。在这一经典的做法中，她们／我们重新定义了性别，并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社会政治意义［因此是可变的］与男性和女性恒定的生物学范畴区分开来。重新定义的作用是，把人们的目光从性差异的意义转移到这种社会政治意义是如何配置的问题上来。用多娜·哈拉维［1991a］的话说就是：“性别概念的提出是为了与性差异的自然化分庭抗礼。”［第131页］不久，女权主义者开始认识到并开始探索，性别和性别规范不仅在男性和女性的构成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它们也是社会和自然界的认知结构和话语结构的默默组织者，而上述区分对于探究这种性别和性别规范具有很强的分析效力。我们这些人不仅居住在社会和自然界中，而且同时也在建构着它们。这对于女性很少涉足的那些世界——自然科学甚至也同样有效。⁽³⁾

换句话说，对于那些已经参与了这些对话、已经在阅读这些文章、已经对自然科学有所了解的女权主义者来说，进入对他们来说所谓的“硬”事例的探索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我也许是使用性别与科学这个术语的第一人，但是许多人和我一样都已经看到了这类近在咫尺的问题，它们一旦被发现就必定要求人们对其做出分析。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来自不同学科的女权主义者怀着对集体性的“我们”的种种意识逐渐充分地注意到，传统的做法是把科学精神命名为“男性”，并间接地把自然命名为“女性”，因此，她们要求对这些历史内涵的意义和后果做出检验。⁽⁴⁾沿着这条路线，我们希望能够拆除这些传统的二元性，并同时为下述做法铺平道路，即为那些被贴上“女性”标签并被逐出科学的价值重新确立合法性。多娜·哈拉维［1991a］所说的“偏执的幻想和学术的不满”［第183页］，我所说的“乌托邦的激情”以及更为直接的思想机遇［和稍后的学术机遇］，都在不同程度上激发了她们／我们所有人的斗志。对某些人而言，对“客观性”可能象征着“统治”的质疑，是与我们已经抓住了解放女性和颠覆学科——甚至是改造世界——的杠杆这样一种幻想齐头并进的［有些人稍为谦逊些——例如我，只是想改造科学］。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十分激进的时期。

首先用专着来回应这些问题的是卡洛林·麦茜特，一位科学史家、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在《自然之死》［1980］中，她公允地探讨了，在机械论世界观取代有机论世界观的过程中，把自然当作女性这个隐喻对于科学、资本主义和女性所具有的意义。⁽⁵⁾她认为，这一取代是对作为女性的自然和作为自然的女性施加暴力的象征性举措——至少对于这种语言的使用者来说是这样。因此，她的研究在推动女权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之间的融合，至少是短暂的融合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我自己关于“性别与科学”的专着问世时［1985］，我也发现了历史，并试图把自然隐喻［以及心灵隐喻和知识隐喻］的这些转变与不断变化的个体性、自我性和男性气质的概念联系起来——这些转变本身既不是附带的现象，也绝非偶然，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中。尤其是，我试图探讨男性气质的新定义所产生的后果，以及“心灵”与“自然”之间的“恰当的”、从知识论上说具有“生产性的”关系这一新概念所产生的后果。总之，我希望把“男性气质”与“客观性”这一流行的等式置于特定的历史变迁中来考察。但是，为了理解“客观性”与统治之间的关系，我回到了个体发展的心理动力学，并在我的早期尝试中加入了对爱、性和权力的关系的分析。

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已经出现了一批讨论科学的女权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运用了广泛且多样的女权主义概念。除了那些直接来源于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外，越来越多的文献讨论了女性在科学中的历史，这些文献直接出自科学史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是玛格里特·罗西特研究“美国科学中的女性”的专着，1982；以及我自己讨论麦克林托克的着作——凯勒，1983］；还有一批研究——大部分出自生物学家之手——致力于批判性地探索对“女性”的科学建构［例如，布莱尔，1984；福斯托－斯特林，1989；哈伯德，赫内芬和弗里德，1982；哈伯德和洛，1979］。如果把这些不同的文献结合起来，那么你就可以在“性别与科学”这个标题下给出各种路线——只要你拓展性别一词的意义，以容纳女性和性。这种拓展和融合在当时似乎非常合理，特别是当其他问题变得更加紧迫的时候：例如，你将把在20世纪80年代变得越来越明显的，由众多不同的学科规划和思想规划所构成，甚至由不同的政治规划所构成的路线引向何方?我很幸运，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STS项目；其他人则尝试女性研究；最后，有些人甚至尝试科学史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末，具有宽泛内涵的“性别与科学”标签开始盛行，它在本国以及其他地方越来越具有号召力。这个标签表明科学论对任何与女性、性或性别有关的东西越来越感兴趣。⁽⁶⁾但是，这一标签越流行，它的内在张力就越明显。尤其成问题的是，它在“女性”和“性别”之间画了等号。⁽⁷⁾

甚至从一开始，这个等号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就成了一种不安的源头。首先，最显而易见的是，女性与性别之间的等式是一个逻辑错误——事实上，正如多娜·哈拉维［1991a，第243页］指出的那样，它与那种把种族与有色人群等同起来的做法犯的是同一类错误。不管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把它运用到人身上的时候，严格地说，我们的意图是运用到至少是大多数人身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例如，我自己对性别与科学的兴趣既不关注女性，也不关注“女性气质”，我关心的是男性和“男性气质”的概念。］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纰漏?女权主义者为什么能够允许这样的纰漏?如果我们把它与种族进行类比，那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会一目了然：女性因为自己的性或性别而被打上了文化和历史的烙印，而男性则不是这样，这与有色人群被自己的种族打上了烙印一样。但是，女权主义者最初容忍并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女性与性别的等同，其主要理由是双重的：第一，我们大多数人最初的主要关注点是性别对女性生活的影响力；第二，当我们的关注点转向其他事物的时候——女权主义理论显然这样做了，这一等同仅仅出于方便而被保存下来了。但是，大部分学术群体最近广泛地认识到，明确区分女性与性别是必要的［例如，众多机构——如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女权主义研究项目都更名为“女性与性别研究项目”，这就显示了区分的必要性］。⁽⁸⁾我想指出的是，这一区分如今在“性别与科学”中已经变得必不可少了。

10年前，关于女性、性、性别与科学的研究之间的松散联系可以通过女权主义这个公分母——改善女性生活的承诺——结合在一起。相比之下，其他承诺的差别［例如学科视角、理论视角或政治视角之间的差别］可能显得黯然失色——也就是说，只要这个公分母仍然占据首要地位，只要女性——我们试图改善的正是女性的生活——具有共同的需要，只要我们仍然把自己看做是一股来自学术界的边缘和间隙的颠覆性力量。然而，在后来的岁月中，所有这些差别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和紧迫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关注点开始转向女权主义确定的学术地位和学科地位时——这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当时的女权主义获得了成功。今天，非常明显的情形是，并非所有的女性都具有相同的利益或需要；那些自称“女权主义者”的学者并非都具有共同的甚或一致的理论方案和学科方案，这一点也十分明显。

当然，这些评论仅仅适用于总体的女权主义研究。但是，我想说明的是，它们与具有宽泛内涵的“性别与科学”现今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学论中的地位——之间的特殊关系。例如，我们对女性在科学中的历史的兴趣最初受到的推动力是对驱逐史的抗议和追求政治平等。但是，在过去的15年里，女性对科学的参与所带来的戏剧性变化更值得人们注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女性在科学中已经获得了平等权。⁽⁹⁾我想说的是，虽然15年以前性别是驱逐的主要标准，但是在今天，只要看看这些年里那些从事科学职业的女性的种族和人种结构，我们就会发现，情况不再是这样了。进一步说，从那些已经跨越性别障碍，现在已经与科学事业结盟者的角度看，下面这一点绝非是不言自明的：如何能够调动她们继续关注性别，特别是关注其批判性力量的兴趣。我认为，这些问题是隆达·席宾格［1989］提出的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她强调了在“支持和反对性别差异的论证”［第273页］——她的表述多少有些含蓄——中情境的重要作用；众多试图在同一个标题下讲授科学中的女性、性和性别这些独立主题的人，都经历着某种越来越严重的困境，而上述问题恰恰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¹⁰⁾

如果性别的优先性作为科学职业的障碍已经失去了作用，如果它作为批判武器的力量已经被职业的成功贬值了，那么对它在文化和分析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在其他领域中就会相应地有所提升——这再次证明了当代女权主义的成功。人们感叹说，女权主义理论确实没有证明自己有改造世界的充分力量，而我曾经希望它有。然而，我认为无法抹煞的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研究学科的图景——某些学科的改变要比其他学科显着多：最引人注目的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科学哲学，至少目前还不是；科学的社会研究几乎没有改变；只有科学史的某些领域发生了改变。

自然科学对它的抵制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但是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相对来说没有作出什么反应，这让人很不解。如果女权主义理论想要更加充分地在各种对科学进行分析的学科中实现其分析效力，那么很明显，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必须着手阅读女权主义文献。我在此所作的简短回顾，也许称不上是女权主义文献的差异、细节或分析基础的导论——对于那些熟知这些文献的人而言，这些差异、细节和分析基础早已历历在目了。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新的分类，“性别与科学”需要被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

概括地是说，这些成分可以被勾画为：(a)对科学中的女性进行研究；(b)对性差异的科学建构的研究；(c)对性别在科学建构主客体中的运用——这些运用同时位于体表［或骨骼］之内和之外——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其中的每一个主题本身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研究者需要把它们重构为新的“交换地带”。在本章余下的部分，我将关注第三个主题，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中的性别”——它并不在对科学中的女性、性和性别的各种分析之间流动穿插，而是在对科学生产中的性别、语言和文化所进行的多学科研究之间穿插流动。就科学中的性别的研究而言，我想提出一个特殊的呼吁，即为了实现众多分析视角——当前人们把它们理解［误解］为是相互脱节的——之间的整合而做出不懈的、加倍的努力。

在提议对我们逐渐熟悉的“性别与科学”进行分解时，我的目标并不是要在其内部争论中确立某种特殊的观点，甚至也不想提倡任何特殊的政治方案或思想方案；相反，我的目标是为这些争论所持有的各种不同的讨论提供空间。我尤其想回避的是“支持还是反对性别差异”这样的问题，我希望考虑的是或者二者兼有或者二者皆否的可能性。我想要强调的主要论点是，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建构科学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性别意识形态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虽然这些分析曾经而且必定仍然植根于女权主义理论，但是我认为它们在科学论中的地位无非是更为广泛的探索的一个部分而已。在我看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向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提供了某些新的分析模型和分析场所——对于那些并非是女性、没有被性别化、无须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研究者来说，这些模型和场所可能也是非常有益的。

为了论证这一主张，我将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关于科学话语中性别化的词汇的内涵，女权主义者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例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从对于解读科学文本而言具有相对直白内涵的例子到内涵隐晦的例子。正如社会意象在科学中起恒定的作用那样，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都能在两个方向上发现性别隐喻在运作：它们把社会期望带入我们对自然的表象中，并因此有助于使文化信念和实践具体化［或自然化］。虽然这两个过程的动力学几乎都是无可回避的，但是许多女权主义者更关注后者，并强调它对女性的影响［通常是负面的］；在这里，我所关注的是前者，是它对科学研究过程的影响。⁽¹¹⁾

如果我们从对女性、性和性别的关注最有可能相互交织的地方开始，那么映入眼帘的问题首先出现在生殖和发展生物学过去和现在的研究中。对这些研究的分析，以一种共有的基本形式围绕着对下列类型的群体生态学的误解而展开，即：(a)人体被划分成两类，男性和女性［即通过性来划分］；(b)其他生理学之外的属性从文化上被归属于这些身体［例如，积极／消极，独立／依赖，主要／次要：所谓的性别］；(c)已经被归属于全体的属性又被归属于这些身体或者相关过程的子范畴。⁽¹²⁾

最突出的例子无疑应该在生殖理论的发展史中寻找。例如，南希·图阿纳［1987］研究了有关女性的流行看法［即消极、柔弱，一般来说地位低下］对其生殖地位的影响，然后，她试图在此基础上扩充从亚里士多德到预定论者之间所有关于生殖理论的文献；拉克尔的《制造性》［1990］以其最新、最具洞察力的分析实质性地推动了这项努力。有些研究者对当代关于受精的讨论做出了相应的分析；例如，在20世纪的教科书中，斯科特·吉尔伯特及其同行［载于图阿纳，1987］追踪了在标准的受精方式中求偶仪式所用的语言。艾米里·马丁［1991］继续了这项努力，她对最近的技术文献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这些文献中“关于被动的女性和有英雄气概的男性的文化观念被纳入到了配子的‘人格’中”［第500页］。她的论证如下。

通常，精子细胞被描述成“积极的”、“有力的”和“自发的”，这使得它能够“穿破卵子的膜”，“潜入”进去，这样就可以把基因“带给”卵子，并“激活成长程序”。相比之下，卵细胞“被输送”、“被清洗”，或者仅仅在输卵管中“漂流”，直到它被精子“捕获”、“潜入”和受精为止［马丁，1991，第489～490页］。在过去的几年中，勾画这一图景的技术细节非常具有连贯性：它们为精子的主动性、对细胞膜的附着作用以及溶解细胞膜的能力提供了化学与力学的解释。卵子的活动——假设它不存在——不需要什么机制。只是到了最近，这一图景才发生变化，由于这些变化，我们对受精过程中分子动力学的技术理解也发生了变迁。在这一变化的早期阶段，本领域的两位研究者——杰拉尔德·沙腾和海伦·沙腾——有意识地强调了这一变化。她们在1983年写道：

几个世纪以来，经典的解释强调了精子的主动性，并赋予卵子以“睡美人”的辅助性角色……虽然卵子在这部歌剧中确实占据着中心地位，但是它像格林兄弟的王妃一样是一个被动的角色。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卵子不仅仅是一个充满卵黄、让精子进入并赋予它以新的生命的大囊包。最近的研究暗示了一种非正统的观点，即精子和卵子是积极的合作伙伴。［第29页］

事实上，最近关于这一主题的大多数研究往往强调，在制造蛋白质或者分子——在附着和潜入时，这些蛋白质和分子是必不可少的——的过程中，卵细胞是非常积极的。至少名义上的平等［在1991年，谁还能提出更多的要求呢?］在最新版的《细胞分子生物学》中已经实现了，在这本书中，受精被定义为卵子和精子“相互追寻和相互融合”的过程。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叙述更多地给出了问题而不是答案，但是它提出的问题具有批判性的色彩：这些叙述中隐喻的转变，描述受精机制的新技术程序的发展，以及性别在总体文化中实现至少是名义上的平等，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如果不是其他什么关系的话，那么探讨这些文献的性别隐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理想的场所——在这里，我们通过更加深入的分析，能够更好地评价文化规范、隐喻和技术发展之间的影响和互动，甚至可以对这些影响和互动的复杂线索进行梳理。⁽¹³⁾

生物学对性别确定的解释［例如，安尼·福斯托－斯特林〈1989〉已经探讨了最近人们对性基因的讨论中在场和不在场的语言］，或者对细胞质和细胞核在过去100年里的关系的解释［一般来说，在这种关系中，细胞质至少暗暗地被刻画成女性，而细胞核则被刻画成男性］，也可供人们做出类似的评论。简·萨普［1987］为我们出色地描绘了细胞质遗传的历史，但是他未能注意到性别在这一历史中的重要影响［斯科特·吉尔伯特及其同事强调了其中的某些影响，载于图阿纳，1987］。实际上，讲述细胞质和细胞核的历史是可能的，这一历史与卵子和精子的历史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这里，最近人们对细胞质遗传的支持，以及对细胞质的决定因素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的提倡，与20世纪80年代性别平等观念的提升是并行不悖的。［最近，在有关性别基因的讨论中甚至还有很浓的火药味。］我之所以把这些例子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在寓意上都十分简明。在其他的例子中，对性别与生物性别的解读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因此，它们的结构和寓意也就相应地不那么明显。下面我将对其中的一些例子进行讨论。

科学史的一个热门领域——吸引了众多女权主义者的目光——是遗传学与发展生物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领域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有一股抵制遗传决定论以及发展生物学［或胚胎学］组织模式的优先性的潜在力量［参见伯克和西尔韦顿，1984；布莱尔，1984；吉尔伯特，1979；哈伯德和洛，1979；凯勒，1983］。在对脑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分析中［特别参见朗吉诺，1989；朗吉诺和德尔，1983］、在对机械论和有机论的分析中［例如，麦茜特，1980］，甚至在对物理学模型的某些分析中［例如，凯勒特，1993］，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或相关的］偏好。这些讨论的共同点可以被表述为对互动主义的、情境化的或总体性的模型的偏好，而不是线性的、因果性的或“大分子”理论。⁽¹⁴⁾这里的问题是：性别与这些关注或偏好有什么关系?

有一种联系与关于遗传学及其发展的讨论密切相关，它可以追溯到我们在上文已经有所提及的潜在的编码过程：把细胞质［更一般地说，还有躯体］编码为女性，并相应地把细胞核或基因编码为男性。与卵子和精子的历史一样，这些编码过程本身也带有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关系的痕迹，并导致了这样的怀疑：它们默默地支持着生物学争论的等级控制结构，即便这样的作用只是潜在的。迄今为止，人们仅仅用一些支离破碎的证据来支持上述怀疑。但是在我看来，有充分的迹象表明，在将来更细致地研究这些主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性别的痕迹予以关注。⁽¹⁵⁾

但是，女权主义者对“大分子”理论的关注，无须仰仗于在争论的构成要素上贴上性别的标签。在某些批评者看来，这种关注具有更直接的政治色彩，它基于这样的恐惧：即生物学的这些等级结构本身就是既有社会等级制度的理性基础，或者它们所反映的价值观不仅支持了社会的限制，而且支持了个体的限制。出于这种关注，海伦·朗吉诺［1989］发展了一种复杂的哲学分析，以阐释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是如何必然地介入理论选择过程的。其他的学者［例如，凯勒，1985］也提出了不同的论证，并试图在这些等级模式中探究人们基于控制和统治对一组精神的表述，以及探究人们是如何无意识地把自己对自我－他人的理解投射到对自然界的表象中的。

今天，我发现对这一投射的论证十分有限——最重要的是，它未能考虑统治模式或统治隐喻所带来的特定的物质效果，以及这些模式所支持的特定的物质要求。大分子理论不仅在心理学方面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它也特别具有生产性——实现既定目标的生产性［参见凯勒，1990］。女权主义者论证，性别隐喻的运用可以：(a)使旨在统治自然的科学知识方案合法化，(b)有助于把这样的方案筹划成关于自然现象的解释模型。虽然用心良苦，但是这些论证仍然被理解为讥讽性的，更接近于某种谋划理论。正是出于这一理由，我们才必须清楚地强调这些分析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主张。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分析没有提出因果主张，不管是关于性别的(很难成为科学的生产性隐喻的惟一来源)，还是关于一般语言的。显然，隐喻——性别隐喻或其他任何隐喻——本身并没有推动科学知识的生产；语言本身也无法产生出物质效果。但是，语言确实指引着人类的活动——就物质效果的建构而言，这些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现在需要加以探究的重大问题是：语言如何指引它们?女权主义者已经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使一组不同的精神和隐喻成为可能。现在，这些努力需要与其他努力携手并进，从而推进对下述问题的分析：隐喻在表象与介入之间如何架设桥梁，它们如何有助于组织和定义研究路线［参见凯勒，1992，特别是第4章］。

从最简单、最直白的层面上说，语言赋予了我们以感知的工具，并在概念上确切地扩展了、事实上是建构了隐喻最初的相似性和差别。例如，南希·斯特潘［1986］追踪了科学在建构女性和非洲男性之间的相似性过程中，19世纪的种族隐喻和性别隐喻是如何运作的——在这里，女性和非洲男性十分特别，好像是不同于欧洲白人男性的独特人种一样。

但是，语言也引导着工具的建构，这些工具不仅从概念上，而且细致入微地把新事实和新对象纳入到使用者的视野中。“心灵的眼睛”这个隐喻有力地推动了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发展，就像信息和大分子的隐喻推动了序列分析仪、聚合链反应技术和其他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一样。从视觉和技术上说，这些技术可以用来扩展技术赖以形成的模型和隐喻的视域——在此过程中，在扩展了某些介入领域的同时，也模糊其他的介入领域。例如，基因技术实际上已经使基因更具视觉效果，因此也更随手可得。它同时也必定使其他的生物动力学(当然也是社会动力学)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

这些研究得到了吉莉安·比尔和南希·斯特潘曾经用以理解性别隐喻的概念动力学的语言阐释，以及玛丽·赫斯、南希·卡特莱特和伊恩·哈金曾经用以理解科学“运作”的哲学阐释两方面的支持。这些研究以及科学的社会研究中的表象政治学表明，在当今的科学论中，语言与科学领域成了最令人感兴趣的、最新的学术前沿。

更一般地说，对于科学史家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如何使女权主义者最初的那种泛泛的分析得到更彻底、更深层的情境化。例如，虽然是女权主义学者最初提出把“客观性”的文化建构问题作为一项中心议题来探讨，然而，主流的科学史家却把这一问题转换成了一项重要的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例如洛林·达斯顿、彼得·迪尔、彼得·加利森和特德·波特的着作，其中的一些着作被编入梅吉尔，1992］。现在，应该到了把性别问题整合到历史编纂学这项令人钦佩、细致入微、对情境也非常敏感的研究中来的时候了。

进一步说，情境是一个宽泛的词汇，一个可以指向不同的方向、很难通过历史特殊性或性别这些一般的概念来加以把握的事实。例如，它可能无法一视同仁地对待局部学科甚或子学科的旨趣，对待局部的社会(例如，民族的、族群的或者种族的)利益的特殊性。多娜·哈拉维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某些有益的探讨方式，在许多人看来，这些探讨同时与政治优先性和思想优先性发生了共鸣：她把女权主义理论定义为是情境化的知识，并突出了“局部视角”的要求。事实上，我的这些流于草率的评论，将在哈拉维那种运用局部视角的、激进而富有争议的工作中找到归宿。

在《灵长类的看法》(Primate Visions)一书中，与基于主体的方法不同，哈拉维［1989］试图以一种独立于主体的方式展开这样的问题，即“爱、权力和科学在20世纪后期对自然的建构中［是］如何相互地纠缠在一起的”［第1页］，她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坚持不懈地审视叙事政治学。正如格雷格·米特曼所评论的那样：“她的技能是讲故事；她关于科学知识的建构模型是‘竞争性的叙事领域’。科学，在这里是灵长学，是关于自然的故事，一个由叙事者所刻画的故事，随着新的叙事者的不断参与，这个故事会不断地发生演化。”［第164页］

哈拉维坚决回避这样的想法，即对性别的理解可以独立于种族和阶级政治，就这一点而言，她的主题是十分理想的。正如她所充分揭示的那样，20世纪的灵长学对“自然”的建构与对性别的建构一样，深深地受到了当时种族政治和殖民主义政治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进入本领域的女性［大多数是白人］，在重构传统的叙事中起到了表率作用。这一事实并没有为“女权主义科学”(a feminist science)的思想提供支持［我同意这一点］，而是再次表明了，科学叙事依赖于它们的作者在“科学、种族和性别的特殊认知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位置”［第303页］。⁽¹⁶⁾哈拉维这一方法预先排除了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的做法甚或希望，许多读者可能多少会感觉到失去了稳定性。但是，她的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取向，不仅为研究科学中的“性别”提供了新的模式，而且还为任何具有政治取向的科学分析提供了新的模式。

毫无疑问，我对例子的选择带有作者个人的偏好，而且遗漏了不少已经对其他学科产生巨大影响的科学的性别研究。⁽¹⁷⁾我甚至还遗漏了许多对这些学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研究。［在这里，我尤其要提到萨伦·特拉韦克、桑德拉·哈丁、隆达·席宾格和雷纳·拉普的研究］。但是，我想我的论述所具有的寓意还是比较清楚的：在科学论中，为这些努力的前途考虑，我现在想增加一道呼吁，要求实现整合，并以此对哈拉维所强调的破碎性和局部性作一点补充。15年前，女权主义者有组织的努力曾经激励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去关注性别的表征和意义。出于对性别的政治意识和既定的学科边界，学科之内的边界和学科之间的边界的不屑，女权主义理论家在性别的认知政治学和制度政治学上获得了强有力的经验，这是为当今的科学论研究者所无法忽视的。但是，为了在这些学科中推进对科学中的性别的分析，我想提出如下的建议：女权主义理论现在需要与这些领域中的其他研究实现整合。如果它想要推进自己所能从事的研究的话，就需要在这一交换地带中更多地双向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