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人造物的发展模型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81页（4379字）

在本节，我想讨论关于技术人造物发展的三类模型——唯物主义模型、认知主义模型和社会模型。第一类模型把技术自身当作解释基础，因此它强调的是技术发展的相对自主性；第二类由进化模型和合理性模型组成，并把技术知识当作技术模型的关键特征；第三类模型在与技术有关的社会实践中寻找出发点，它关注的是技术的社会构成(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这三类模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互补的——它们分别强调了技术发展的不同但又是重要的方面。然而，从其他层面上看，它们却是相互矛盾的。我将指出，下面所讨论的诸模型使对人造物发展的描述变得更充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它们对技术发展的分析渐次提供了更为恰当的工具。因为，如果技术的社会历史研究的最终目标是理解技术与社会的互动，那么，那些明确对社会和技术因素的［部分］关系进行理论化的模型就是可取的。

技术理论的另一种比较方式是：它们从技术方面看是技术决定论吗?宾伯［1990］区分了不同的技术决定论——“基于规范的说明”［于尔根·哈贝马斯和雅克·埃吕尔］，“非预期后果的说明”［比如兰登·温纳］和“逻辑后果的说明”［直接的倡导者有G．A．科恩、理查德·米勒和罗伯特·埃尔布罗内］。在宾伯看来，只有最后一种才是技术的和决定论的。我将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该术语。因此，技术决定论包含两种思想——技术发展是自主的，社会发展由技术决定。在埃杰顿［1993］看来，为了分析的目的仅保留第二种技术决定论，即一种社会理论的做法是明智的。因此，技术决定社会的论题应该与一种自主技术的思想、一种技术理论区分开来，虽然这两种观点在实践中是常常纠缠在一起的。在学者眼里，技术决定论成了一个常常被滥用的词汇。即使是那些强调技术变迁是社会经济变迁的首要推动力的人，也强烈地拒斥这个标签。这部分地是因为，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在对技术的公开的政治讨论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角色。在这里，这种观点会抹煞人制造机器的能力，从而损害了确立更民主地控制技术和社会的手段的尝试。下述模型为避免自主的技术观提供了更为恰当的工具。

唯物主义模型

沉排的发展，尤其是在本世纪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例证，它似乎证明了技术是以“逻辑的”方式进步的，因此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事先制作沉排的生产工艺逐渐得到改进；聚丙烯之类的新材料被用作柳条的替代品；制造沉排的各道程序中引入了机械；建造出投放沉排的专用船只，机器按预定的要求来吊装石块。这一发展的顶峰是20世纪70年代用在东斯海尔德的专门设计的沉排。在那里，人们在一个专门的工厂中制造出一种合成沉排，把它卷成一个巨型的圆柱体，以便专用船只能够吊装。然后人们把船开到确定的位置，将沉排松开并使之沉入海底——就像小矮人使用一个巨型的卫生纸筒那样。新材料和机械化的发展为这种表面上看似“自动的”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强调技术按“自主逻辑”发展的唯物主义模型大多都不那么精致，它们往往都被笼统地包含在前一节：技术的影响所讨论的问题中了。这些模型通常也带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在这类唯物主义中，其他的一些模型所强调的是技术发展的偶然特征，而不是始终如一的逻辑。从总体上看，这些模型在进化着。技术的进化模型首先凸现了工程师所作的改革，继而表现了这些改革的选择过程。比如，沉排就经历了选择的过程，因为在湿润的荷兰有取之不尽的柳枝。因此，几个世纪以来，这项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53年之后当需求显着增长的时候，制造这些沉排的许多创新才找到自己的归宿——制造捆绑柳枝的绳索“编织机”，人工构建的不受海潮影响的沉排制作场地，以及替代柳枝的合成材料。从狭隘的技术角度上看，50年代才发现的某些革新其实在几十年前就有可能出现了。

进化模型的研究者们在表述中都力图避开发明家的英雄形象。奥格本［1945］及其同事［吉尔菲兰，1935a、1935b；奥格本和吉尔菲兰，1933；奥格本和尼姆科夫，1955］以及厄舍［1954］都是这类研究的先驱。他们都强调，小的创新的日积月累最终会带来全新的人工物。最近，巴萨拉［1988］提出的技术发展的进化理论所关注的也是技术人工物的发展。纳尔逊和温特提出的经济模型也属于这条路线，尽管他们的分析单位是工厂而不是人工物。他们分辨出了一种“技术王国”，它涵盖了工程师们的信念，即怎样才是可行的，从而赋予了技术发展以一种明确的位置。这种模型还隐含着技术自主性的潜台词——在他们看来，技术是沿着“自然的轨道”发展的。

认知主义模型

摆脱技术的自主发展观的一个办法是强调技术知识的作用。用认知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沉排的发展避免了这样一种预设，即成功的人工物有着逻辑的［或进化的］秩序。认知主义的观点既不接受由自动化和材料创新产生的自主过程，也拒绝任何受随机的创新和选择性保存所支配的偶然过程。它强调的是解决问题的作用。因此，为了解决建造堤坝基础结构的问题，机械化满足了日渐增长的对沉排的需求；新材料解决了柳树稀缺的问题；而把凝结在一起的石渣预先装在沉排中则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当沉排沉降在陡峭的斜面上时，松散的石渣不至于沿着斜面滚下去。

在认知主义技术模型中存在着多种形态和形式。它们源自于这样一种观点：技术的重要形式在于技术知识［对这一进路的全面评论与贡献，参见劳丹，1984］。其中，某些模型是理性主义的［比如，参见沃斯，1991］，然而大多数模型都试图在进化模型中捕捉技术知识的偶然性品格。［对几类不同模型的讨论，包括进化模型，参见厄尔斯特，1983。］康斯坦特［1980］和温琴蒂［1990］的起点是D．坎贝尔［1974］的着作，坎贝尔的着作很大程度上具有科学知识之增长的试错和变异－选择模型的传统［参见拉德尼茨基和巴特利，1987的选集，其中包括坎贝尔，1974］。康斯坦特［1980］在常规的技术活动与激进的技术活动之间做出了与库恩［1962／1970］相类似的区分。然后，他通过强调技术共同体的作用，对常规技术的发展展开分析。康斯坦特看到了两种紧密联系但却相互分离的技术进化的可能路径，两者都共同对选择施加了压力。他视涡轮喷气飞机的革命为两种技术的例证，并描述道：“新的机身部分地限制了飞机发动机活塞的进化环境，而涡轮喷气飞机的建造最终推动了机身设计和制造的革命”［康斯坦特，1980，第14页］。温琴蒂［1990］在考察设计过程的同时，展开了对“工程知识论”的研究。他首先区分了技术设计知识中的六个范畴，然后对几种生产知识的活动做出了论述。最后，他提出了一种进化模型描述这种技术知识的增长：这样的增长内在于随机修改和选择性保存的等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某个层面上生产的知识在下一个外在的过程中得到使用。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是什么?所有的技术研究都把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当作是有待研究的问题。那种仅仅视技术为应用科学的旧的技术图像，在第一本《STS手册》中就已经被抛弃了［斯佩格－勒辛和普赖斯，1977］，因为它无法充分描述二者之间相互纠缠的关系［莱顿，1977］。平奇和比杰克［1984］选择了经验的进路，因此不想在两者之间先验地设定任何本质上的区分。温琴蒂［1990］在技术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作了一定的区分，但是赋予了技术知识领域以自主性——人们不再认为技术只是科学的附庸。

社会构成模型

技术是社会构成的，而不是自主地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从主要的方面看也不是认知上的发展。诸如此类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比如，芒福德〈1934，1967〉就认为，社会文化方面的条件先于特定技术的发展］。但是就它当下所起的作用与精确的形态而言还是相当新颖的。麦肯齐和维基克曼［1985］最清晰地提出了这种观点。它反对自主性观点。社会构成模型强调，技术并非本身就具有动力，它甚至也不是什么理性的、以目标为取向的解决问题的途径。相反，技术是由社会因素塑造而成的。

这个主题的最早的线索是由马克思和布雷弗曼提出的。诺布尔［1984］指出，从器械的自动化过程上看，人们选择数字管理型而不是录音回放型表明了这项技术的管理是由社会构成的：在高素质的工人依然起重要作用的地方，前者对劳动力的控制强于后者。

从更一般的层面上说，国家干预是技术的社会构成的一种表现形式。军事技术就是一个例证，在这里，社会构成起着重要作用，其直接的后果是电子技术、核能技术和运输技术。同样，从一般的层面上说，家庭技术和房屋的建造也是由社会中的性别关系构成的。［参见本书斯米特和维基克曼撰写的文章。麦肯齐〈1990a〉以分析制导导弹的技术为平台，为更广泛地理解社会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只要关注一下实践者共同体，那么我们在前一个标题下讨论的某些社会学研究将有助于理解技术的社会构成。比如，在康斯坦特［1980］的分析中，“技术实践的共同体结构”是非常关键的。多西［1984］首先拓展了最初由纳尔逊／温特提出的经济模型，并引入了“技术范式”的概念。这个模型后来在贝尔特和里普［1987］那里被社会学化了，他们认为创新和选择过程并非是独立的，而是与诸如专利体系和大型研发实验室的测试机构这样的“母体”密不可分的。

平奇和比杰克［1984］认为，技术论可以得益于近来科学的社会研究方面的成果。在总体的方法论主张上——与应用于技术分析的解释工具有关，他们与施陶登迈尔［1985］一起首先提出，为了避免用辉格史来描述技术的发展，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失败的技术，而不仅仅撰写成功的故事。因此，他们与布鲁尔［1976］一起建议道，在分析人工物的成败时，我们应该使用相同的概念框架。这一“对称性原则”可以表述如下：在解释某种人工物的成败时，不要用这种人工物的有效或无效来加以解释。人工物的有效性并非来自于某种必定如此的固有性质，而是一种建构出来的性质，是人工物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