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和干预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92页（1227字）

前边所讨论的各种进路是如何处理控制和干预的呢?在大多有影响的研究者看来，技术是一种线型发展着的独立存在。它就如同一辆在固定轨道上行驶的火车，尽管这个比喻尚未细致地加以理解；你不能指望去改变火车的方向，只能控制它的速度并提高叉道口的安全性。正统的“技术评估”，就如同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早期所做的那样，试图预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并由此而提出某种“预警”以避免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技术评估中不同概念的比较，参见莱特恩和斯米茨，1987］。成本－收益分析是控制和干预措施的另一个例证，它也基于上述技术形象。这种研究技术的路径面临着控制上的困境［科林德里奇，1980］——它或者是过早地预期某项新技术的内涵，或者是干预的时机过晚，由于这项技术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和文化中以致再也无法改变。

与技术的社会构成观念和进化观念相联系的技术评估模型在瑞典和荷兰得到了发展。莱特恩和斯米茨［1987］对这些地方的不同的技术评估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关于瑞典方面的更多信息，参见SFS，1982；关于荷兰的“建构性技术评估”的方法，参见大达埃·奥文斯、霍赫斯特拉腾、耶尔斯马、普拉克和里普，1987；以及肖特，1991］。施瓦茨和汤普森［1990］在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对“建构性的技术评估”做出了检验，并拓展了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比如，1970，1982］的工作。这些模型使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不断构成和重构技术的可能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人们提出了一个框架，以便在由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由其他相关的社会群体，比如消费者］给出的技术评估之间形成积极的互动。一经意识到这些群体的重要性，人们同时也意识到技术发展并非仅仅是工程师和政治家的事。

以社会技术综合体为分析单位的研究进路在控制和干预上会采取何种形式呢?很显然，科林德里奇指出的控制上的困境现在已消失了。技术所具有的无缝之网的特征及其深刻的社会建构品格表明，人们有许多机会在各个阶段对技术［以及社会等等］的发展施加影响。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就如同技术规范和技术管理的研究那样，对某项特定技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所提出的伦理主张展开研究，也许是严肃地讨论技术的一种颇有价值的方式。对会计学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可以证明，通过管理某个组织也可以构成某项技术［麦肯齐，1990b］。因此，比如说，我们有可能通过下述途径来“控制”建立东斯海尔德屏障中出现的超额预算：把一些投入转移到次一级的工程上去；重新把投入分配给其他部门；要求按低于原计划的20%来投入，问题是“不封闭东斯海尔德的政治决策”导致了投入的增长。如果从更宏观的经济层面上分析这项决策，那么重新开垦被淹没的低田就不至于像我在导论中所指出的那么荒唐了。社会经济分析比狭隘的成本分析更富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