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社会科学的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58页（2673字）
早上我迟到了，我必须赶着去商店一趟，因为我用光了……，抱歉。现在进入正题。在星期一，觉得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对规范性脚注仅仅分析科学“软”的一端的倾向十分不以为然。我这种荒谬的态度使我受到了强烈的触动——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与以往相比更想成为一位“软”科学家。真实的情况当然是，把科学分为“硬”科学和“软”科学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可作历史分析的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显然带有性别化的修辞策略。所以，为了修正态度，我把目光转向了目前的社会科学分析。我最喜欢的桌子被人占了，只好把自己的一堆书搬到顶层的一个安静的角落，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校园边上霜雾蒙蒙的乡村景色。
我很快发现，我们其实很难说出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是为谁干的。考察自然／生物科学的论文通常在《伊希斯》或《科学的社会研究》这类期刊上发表，你很难指望粒子物理学家或植物学家会阅读它们。然而，通常发表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的地方，读者往往也是涉及这些领域的研究者，这些文章很少讨论科学技术论之类的理论问题。我们可以以心理学为例。有些研究涉及技能和范畴化的论题，这使我联想到科学话语分析的社会学［麦金利和波特，1987；波特，1984、1988；波特和马尔凯，1985］。然而，还有许多文章似乎对学科本身的改造颇感兴趣，比如哈雷［1981，其中有一节的题目叫“作为话语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修辞”］，吕贝克［1976］，比林［1991］以及为帕克和肖特尔［1990］所收编的许多文章。
不少最具兴味的材料似乎同时涉及两个层面的研究，它们在面向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修辞学家的同时，也面向某些社会科学家群体。巴泽尔曼［1988，第9章］关于美国心理学会风格的手册试图表明，行为主义的假设是如何体现在这个学科预先设定好的文本形式中的。我很欣赏史蒂夫·沃尔伽和桃乐茜·帕夫卢奇(Dorothy Pawluch)关于下述问题的论证，通过“不公正的本体论区分”过程，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是如何操纵其讨论的结果的。
对社会问题的最成功的解释仰仗于这样的做法：使某些被指定为是分析和解释对象的事态在真理性上产生疑义的同时，掩盖或缩小同样的疑义对分析所基于的假设构成威胁的可能性。通过诉诸不公正的本体论区分，限定性解释的支持者就在下述两类假设之间划出了一道边界：一类是［表面上］有问题的假设，另一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假设。这一“划界活动”建立并维系着人们对现象在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所作的不同的反应态度。［沃尔伽和帕夫卢奇，1985，第216页］
我发现，这类分析可以广泛地运用到各种不同的科学工作的领域中去。
我还看到了经济学的修辞学［D．麦克洛斯基，1985］、诗化的人类学［克利福德和马库斯，1986］以及社会学的修辞学和诗学［R．H．布朗，1977；埃德蒙森，1984］。D．麦克洛斯基的研究颇有兴味，它是“探究的修辞学”这个急速发展的大工程中的一部分［纳尔逊和梅吉尔，1986］。这个工程涵盖了所有已知的人文学科／人文科学领域，目前至少已经出版了3本不同的、容量较大的文集［纳尔逊、梅吉尔和麦克洛斯基，1987；西蒙斯，1989、1990］。不过，通过对经典文献的重新解读［马库斯和库什曼，1982；斯托金，1983］，通过重写民族志［泰勒，1987；S．韦伯斯特，1982］，人类学家似乎在自己的话语方式上持有一种最全面、最激进的态度。
然而，我尤其欣赏保罗·阿特金森［1990］的着作。他把社会民族志看做一种文本形式，它运用特殊的约定和策略来制造“实在的效果”。他援引了我在本星期早些时候所看到的某些材料，比如文学理论、常人方法论思想和科学社会学。比如，阿特金森对海明威用作导论的一个小故事［实际上他是从福勒〈1977〉那里获得这个故事的］与众所周知的民族志进行了详细比较。他揭示出二者是如何运用类似的策略来引导读者的，并指出这些策略“通过建立似真性［自然性或真实性］为后来的社会学话语提供了保证。它提供了类似于目击者报告的‘保证’，其用词类似于无偏见的观察者，它还采用现实主义小说家或纪实报道的惯常风格”［阿特金森，1990，第70页］。
我的日记中的某些描述能否产生这种效果，我有些担心。可能不会!阿特金森似乎并没有特别论述实在的建构在民族志中的一般地位，他无非是使这一点变得更可信，更引人注目。相比之下，彼得·斯特林格(Peter Stringer)［载于波特，斯特林格和韦瑟雷尔，1984］的文章试图揭示，在社会科学中，研究者的修辞学是如何能够与被研究者的修辞学融合起来的。他相当巧妙地告诉我们，肯尼迪总统的贴身顾问为猪湾事件提供的理由和辩护依据，是如何被纳入到社会心理学家“科学地”描述该“小组的程序”中来的。我注意到，斯特林格坚持认为他自己的文本不应该免受这些问题的影响。
我读到的另一篇文章恰好告诉了我，他是如何坚持这一点的。这篇文章是“你决定用什么标题，你决定是否按这个标题来［阅读］写作”［1985］。它出现在一部相当晦涩的理论心理学着作中，对社会科学的各种文本形式……在此，我有些言不达意了……展开探索：评论、标题、教科书、非正式的交谈以及试卷。比如，它揭示了教科书中的某个特殊理论是如何从特定的组织方式中产生的，并指出教科书“自身证明了阅读必定会激发起重写的欲望”［斯特林格，1985，第221页］。通过一组文本“片断”，它对理解作者与读者，以及真理与虚构之关系的标准方式提出质疑。它向读者提出的最后一个挑战是，更积极的阅读就是——不断地回到文章的标题上来。现在，我认为这是一篇“反思性的论文”，一种“新的写作形式”。阿什莫尔、马尔凯和平奇［1990］关于健康经济学的着作告诉我们，一种出色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什么样子的。在星期一，所有这些观点还都被看成是懒惰的、目光狭隘的、自作聪明的把戏——大多数批评者会这么认为［巴伯，1992；多兰，1989］。但是在图书馆呆了近一周后，我开始把握了个中要领。我还发现，自己已经光顾了所有楼层，也许已经浏览了图书馆的每个书架。